近期康林小学霸凌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受访心理学家和辅导员认为，教师和辅导员需更多支持来及时调查和沟通霸凌事件，才能避免父母焦虑无助，将事件在社交媒体发酵，引起负面效果。
《联合早报》8月16日报道康林小学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受害者母亲在社交媒体申诉女儿遭三名男生言语和肢体霸凌。教育部后来公开事件经过，其中一男生受到藤条体罚。
教育部在回应中强调说：“当家长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经过夸大和片面之词时，会让孩子进一步受到情绪困扰，并阻碍学校进行康复和调解的工作，也导致教育工作者和年幼学生遭受网络攻击和人肉搜索。”
教育部的回应引起家长广泛讨论。
家庭辅导机构Mindful Bear的创办人兼首席辅导官蔡世雄说，家长通常在感到无助、没有及时收到进展、沟通不顺时，才会诉诸社交媒体。
“没有一个家长是想牺牲隐私来博得同情和热度的。”
不过他也说，事件一旦到了社交媒体往往会像烟花一样不受控地扩散，届时双方都会是输家。
近年来不少霸凌事件在社交媒体曝光引起关注。
一名执教10年的前教师认为，社会鼓励“吹哨文化”，传统“尊师重道”逐渐淡化，家长更易质疑教师。
不过校长的观念、校风和事件性质的差异，让霸凌处理程序难以明确统一。
教师辅导员压力大 应获更多支持
另一名教师说，教书之外需花大量时间调查霸凌和处理投诉，压力不小。
“我曾因要求学生在全班展示学习成果被家长投诉，不得不额外调解，教师的职责和面对的要求日渐增多。”
蔡世雄在创立Mindful Bear前有七年驻校辅导员经验，他说，学校里最有能力解决霸凌行为的是老师，不过教务最繁忙的恰恰也是老师。
“处理霸凌事件时，一名教师面对至少四名家长，还要确保情绪稳定，压力可想而知。”
他建议，学校或可效仿政府成立“行动小组”，明确处理霸凌的人员和程序，减少教师心理压力。
他也指出，辅导员是关键的一环，但有些学校的辅导员和学生比例失衡、辅导员超负荷工作，导致某些环节不完善。
A Kind Place 心理专家黄诗晶也认为，学校可以考虑增加辅导员人数，或增设更多特需教员，教师也同理。
“新加坡教育体系高度重视学业成绩与效率，压力往往会从教师传到学生身上。当一名教师要同时管理30名至40名学生时，压力不小。”
比起严惩 建立孩童群体感和心理韧性更重要
康林中学事件的其中一名学生以藤条受罚。今年3月蒙福中学的霸凌事件中，教育部同样对三名涉事学生采取了包括藤条体罚在内的处罚。
教育部曾强调，只在纠正措施已用尽的情况下才会体罚。配合辅导，体罚对阻止学生再次违规具有有效威慑作用。
Alliance Counselling的资深临床心理医生盖姆斯（Natalie Games）则指出，研究显示，接受体罚的儿童日后更可能出现焦虑、抑郁和攻击行为。
她更主张基于证据、尊重心理安全的管教方式。“虽然短期内体罚可能带来服从，但长期结果包括增加攻击性、情绪管理能力差、自尊和信任受损，以及将暴力视为解决冲突的方式。”
飞跃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傅益麟说，中心几乎每月都与学校合作举办讲座，帮助家长应对霸凌问题，并鼓励家长与孩子共同寻找解决办法。
她也观察到：“一些家长认为受害者还要主动求助难以启齿，其实不然，我们可以充当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桥梁。”
她强调，建立群体感和心理韧性的安全环境至关重要，家长应避免过度向孩子强调个人主义。在不少案例中，她都观察到，一些孩子有能力主动“解决”霸凌问题，例如找朋友结伴回家，或和班长反映问题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