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老师就如同学生在家庭以外的亲人和家长，与学生维系密切的关系。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乙康几年前在母亲黄树兰的丧礼上，与母亲教过的学生叙旧时，对早期华文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有了这深刻的感悟。
黄树兰曾是一名教师，先后在义安小学和正华小学这两所当年的华校教数学。她于2014年与世长辞，享年80岁。
王乙康在《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播客中忆述，母亲过世的时候，前国会议员成汉通与夫人去吊丧。成汉通夫人告诉王乙康，自己是他母亲的学生，还给他看一张照片。但照片不是在学校拍的，而是在他外婆位于河水山的家。
他的母亲当时会带学生回家里，与自己的弟弟妹妹玩。成汉通夫人因此与王乙康的阿姨也熟络，曾是童年玩伴。
王乙康说：“这让我觉得老师不只是在教学，他们也像是一个长辈。家庭犹如学校以外的课堂，学生可以待在（老师）家里。老师就好像学生家庭以外的亲人、家长，师生那时候就有这种互动。”
他忆述，母亲热爱教育工作，但因健康问题，只好提早在40来岁时退休。有一段时期，母亲一直咳嗽，看了专科医生才得知她的瓣膜受损。或许因提前退休，母亲不必经历教改的“痛苦抉择”。
1980年代，华校逐步转而使用英语为教学媒介，华文科以外的教师须改用英语教学，或转当华文教师。王乙康指出，虽然母亲没直接受到影响，但她难免会对语文政策的改变感到伤感。然而，她也能理解新加坡必须使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孩子要学好英文才能把握未来机遇。
无可否认的是，语文政策的改变当时确实影响了不少人，尤其是华校生。王乙康说，这也是为什么父亲后来选择做生意。“他与那一代只会说华语的人一样，不能当医生 ，又不能做律师，也不能加入公共机构。当然，我父亲有从政，退出政坛后也是做生意。”
王乙康已故的父亲王连丁曾是社会主义阵线议员，为抗议政府逮捕左派分子，于1966年随其他社阵议员走出议会，后来因不满社阵的街头政治路线而退出政坛。
来自讲华语的家庭，王乙康自认求学时的英文能力不强。他从海星中学毕业后决定到莱佛士初级学院升学，在学习环境的磨炼下，英文水平有所提升。
也是南洋小学校友的王乙康上小学时，南小已改用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谢修明老师是他尊敬的华文教师之一，她当时是南小的训育主任，后来更成了他的班主任。谢老师坚持给学生的功课是，每天背三个成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也让学生积累丰富的词汇。
王乙康说：“老师教我们三年，每天三个成语，三年下来，我们认识的成语、谚语很多。这对我们很有用，你不懂成语、谚语，其实就没有底蕴……谢老师对学生很严格，但我们现在都受益无穷。”
迎战语文环境巨变 母语教师任重道远
母语教师的工作任重道远，要在我国变化的语文环境中逆水行舟，非常不容易。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乙康在2015年至2020年担任教育部长，接触不少教师，能理解华文教师的艰辛，更感谢他们对教育付出的努力。
他说：“不只是华文老师，只要是教第二语文的老师，都比较辛苦。语言环境改变, 学生家庭大多以讲英语为主，所以教第二语文越来越不容易。一些淡米尔文、马来文老师也有同样的反映。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我们的语文老师，不是他们教得不好，他们其实在教最难的科目，任重道远。但是语文环境改变了，他们要逆水行舟，还要能够保持我们一定的水平，真的是不容易。”
不过他认为，随着中国发展，区域和世界也意识到学习华文是实用的。多数学生希望把华文学好，因为这将为他们带来机遇和商机。一些人甚至会感叹，当初没把华文学好。
王乙康说，他到中国公干时通常会与在那里求学或工作的新加坡人见面。来自特选学校的学生对于到中国求学或工作比较有信心。但那些在中国做生意或工作的人，很多都是来自英校背景的学校，他们告诉他，到了中国后，以前所学的华文给了他们一个基础，在那个语文环境、工作环境下，可以再把华文学好，得感谢老师当年撒下的种子。
“ 所以，我要对所有华文老师说：你们撒的是珍贵的种子，千万不可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