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制度曾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重大改革，不同语文源流教育体系并立共存的情况消失，学校统一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不少原以华语授课的教师灵活应变，付出巨大努力，顺利改用英语上课，也为教育制度的顺利过渡提供了重要支持。
80岁的陈瑞如转眼已在德明政府中学服务58年，见证了本地教学的种种改变。
他在甘榜长大，邻居绝大多数都是华校生。只有两户家境较好的邻居，让孩子接受英文教育，相当神气。
陈瑞如1967年初执教鞭时，送孩子去英校的风气正慢慢形成。“当时的父母还是很爱护华文教育，但为了孩子前途着想，希望孩子日后能找到好的工作，尤其是能打政府工，所以越来越多人毅然让孩子读英校。”
配合《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提出的改革方案，各校1984年起逐步统一语文源流。华校的教师难免对未来感到迷茫和不确定，当中有些人决定采取主动，为迎接教学方式改变先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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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班让政府中学教师郭芬珠从校长口中得知，学校的华文部将会停办，难过之余，她也不知所措。她今年79岁，已经退休约19年，但还记得当年的情形。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于1960年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是本地第一所综合政府学校，设有英文部和华文部。华文部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郭芬珠1970年加入学校，教生物学。
“我当时对英文教学感到有点抗拒。不过，教书是我的志愿，不能轻易放弃。我们同事之间虽然会互相诉苦，但也认为必须设法克服困难。”
在得知后港一带有很好的英文补习教师后，她与两名地理教师和一名美术教师自掏腰包，每星期三天在学校下课后，到后港学英文。
与此同时，郭芬珠也报名国立教育学院开办的英文课程。她还申请到教育部奖学金，前往澳大利亚进修英文一年。
回国一年后，校长让她以英语授课。她硬着头皮接下挑战，负责英文部和中文部各两班。她为此先到香港，购买英文的生物学课本，死背课本内容，用于班上授课。
“选香港的课本是因为我必须一字一句把内容倒背出来。要是用原来的学校课文，学生就会发现。我备课的时候一边背一边哭，觉得很可怜，实在是比我求学时还困难。”
果然，第一次为英文部学生讲课，就出现尴尬情况，郭芬珠怎么也听不懂一名印族学生的提问。“这是我第一次被学生问倒。”
当时她身边出现了天使。一名华族女学生知道她的背景，主动在课后帮助她学习英文的生物学名词，和纠正她的英语发音。
郭芬珠努力坚持，逐渐掌握好英文英语。“改用英语的过程是很苦，但如果没有经历那段挣扎，我后来就无法好好教课。回过头来看，有苦也有乐。”
相对而言，教数学的陈瑞如在转换过程中没那么辛苦。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读华校时，老师虽以华语讲课，但课本是英文的，帮他打下一定基础。
“不过，轮到我们必须讲英语，还是有困难的。不论是教师或学生，我们很多人的发音都不准，常常哄堂大笑。”
陈瑞如当时的副校长贴心地为习惯以中文授课的教师，准备口语练习材料，让大家自行学习。英语好的教师也照顾同事们的感受，刻意放慢说话的速度。
有一些同事无法跨过障碍改以英语授课，只能选择转教华文或离职。陈瑞如纵然觉得可惜，但也深知时代的洪流无法逆转，同事们只有靠自己才能生存下来。
陈瑞如继续教数学多年，过后转当体育教师。怀抱着培育学子的热情，他如今仍在教学，是一名灵活工作制（flexi-adjunct）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