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陈金莲在华文教师岗位上退休。在执教的34年，除了华文，她也教过地理、体育、美术和数学。
当年，她原本用华语教学，后来须转用英语，但她不仅克服了过渡期的挑战，过后还能灵活转换授课语言，华文和非华文科目兼教，走过一段既曲折又充实的执教之路。
现年80岁陈金莲的教学生涯，与当年众多华文源流教师的经历相似，既有教育和语文政策转变的印记，也折射出一代人坚韧尽责，灵活应变的精神。
新加坡在1987年统一语文教育源流，所有学校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源流教育体系共存的局面，不复存在。
面对重大教改，虽有迷惘的时候，但这群教导华文，以及曾用华文教导数理史地等学科的教师，始终抱着正面积极的心态，无论改用英语上课或转为华文教师，他们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秉持文化传承的使命。
延伸阅读
配合新加坡建国60周年，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策划一系列谢师项目，以星期六（9月6日）的千人谢师宴为高潮，向建国历程中辛勤付出的华文教师，包括早期华校体系的教师致敬。
华校虽在1987年正式走入历史，但这一转折早在1950年代初现端倪。
华校在殖民地时代曾蓬勃发展，报读华校的中小学学生人数，在1954年之前一直超越英校，但差距越来越小。1954年之后，英校生人数超越了华校，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我国独立建国后，华校生人数更急速递减。
根据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庆瑞领导教育研究小组发布的《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1959年，华校小一新生注册人数有2万7223人。到了1984年，锐减至260人，占四大语言源流新生总数的0.7%。1984年的英校小一新生则有3万8242人。
现实左右华文教育命运
本地历史学者李元瑾博士在《新加坡华文教育变迁下知识分子的保根心态（1959-1987）》一文中指出，政治现实与生活现实左右了华文教育的命运。
首先，二战后，美国富强崛起，英文英语继续领导世界；其次，战后共产主义、种族主义和排华运动在东南亚区域蔓延，华人及华文教育陷入艰难的处境。再者，英殖民者给新加坡留下一个英语优势的环境，越来越多家长考虑到孩子的就业和升学机遇，让他们接受英文教育。
《1978年教育部报告书》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旨在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一项重大调整是，全国学校一律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则为第二语文。母语之外的其他科目皆以英语授课。教育部1983年底宣布，各校1984年起逐步统一语文源流，1987年完成这项工作。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在1979年先在九所历史悠久的华校推行特别辅助计划，这些特选学校提供双语并重的教育，将英文与华文同时作为第一语文。计划随后扩大并也推展到小学。
华文教育面对的危机，早在1960年代就引发华文知识分子和华社组织的忧患意识，但一系列呼吁家长把孩子送入华校的宣导行动，无法力挽狂澜。
华文源流教师逆水行舟
李元瑾说，在这大环境下，华文源流教师逆水行舟，背负着个人和时代的创伤。“他们本身受到文化熏陶，爱自己的母校和母族文化，重视母语，但这个时代的走向与他们的理想已经不同了，无论是个人或群体，都刻上时代的烙印。”
另一方面，华文作为第二语文，激起部分社会人士保根的希望。
李元瑾指出，华文教师对事业发展感到迷茫，优心学生前途的同时，也得面对整个社会的期许和压力。然而，对于学生华文水平下降，以及华文第二语文教育政策多次调整，华文教师唯有不断调适心态，继续逆流而上。
虽已过去40多年，陈金莲对转换源流这段过往，记忆仍然深刻。
1983年开学，在武吉班让政府中学任教的陈金莲，听到校长宣布关闭华文部，华文源流教师须改用英文教学，心理受极大冲击，深感无奈。
当时她用华文教地理已15年。英文程度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在校长建议下，她先改教美术和体育，几个月后到教育部的语言中心，接受一年英语培训。
遇困难也不要觉得委屈
完成培训后，她申请转入东陵工艺中学（现为东陵中学），开始用英语教地理和美术。无论是教案或考题，她都得比其他教师花多一倍的时间和精力做准备，往往牺牲掉周末休息时间。
“华校出身的教师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的理念是，遇到困难，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尤其英语方面，尽量提升自己。最重要是要对得起学生，虽然未必做到完美，但我竭尽所能确保学生理解我教的内容，不影响他们的学习。”
她最终不但顺利过渡英语源流，教学生涯几段插曲，更是证明她能灵活转换教学用语，帮学校搞定难题。
最初转校时，为方便学校安排时间表，陈金莲曾代课教中一数学半年，凭借自己为辅导女儿，把中一数学习题全部做完的经验，“硬着头皮上阵”。
用英语教地理八年后，因学校缺乏华文教师，她在校长请求下，改为兼教华文和美术，随后成为纯华文教师。岂料，几年后，轮到地理老师缺乏，同事建议“叫Mdm Tan回来！”，她于是再度教回地理，还兼教美术，直到学校一年后填补地理教师的空缺。接着，她兼教华文与美术一段时间后，转为纯华文教师，直到退休。
“不管是用华语还英语授课，身为教师就须尽责。我希望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能畏惧困难而半途而废。”
光华学校校长方小龙，虽未亲身体经历统一语文教育源流的过程，但因为父亲方炳财是退休华文教师，加上自己时常与教育界前辈交流，能理解华文源流教师当年的挑战和艰辛。
“他们具备相当大的灵活性……以华文教育工作者来说，一直以来用华语作为教学和行政用语，突然要转成英语，绝对是很困难的事。这也反映了那一代人的坚韧精神。”
华文教师不仅是语文教师
方小龙指出，时间证明实施双语政策培养学生游刃中西文化，方向是正确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学生以英语为家庭用语，也是华文教师出身的他坦言，教导华文的确面对不少困难，教师除了要在教学法上推陈出新，也得投入更多心思激发孩子学习华文的兴趣。
“我们也不要忘记，华文老师不仅是语文老师，他们也肩负文化和价值观传递的责任。对新加坡的华文老师来说，这也是多层的要求。”
多年来，官方和民间机构及华社团体致力通过本地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让华语更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加上近几年华文流行文化受欢迎，方小龙感受到，整个大环境似乎给学习华文带来一些曙光。
他鼓励年轻一代教师砥砺前行，传承华文教学的使命。
“对于年轻的华文教师，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仅是纯粹教语文，同时也通过传统价值观塑造孩子的品格。前方的道路肯定凹凸不平，希望大家记得当时想成为教师的初心，也希望华文教师相互扶持。这条路走起来或许不是这么难，前方还是有曙光。”
饮水思源价值观代代传
回望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变迁，李元瑾希望人们感念前人种树，让后人乘凉的同时，自己也要种树，好让后人乘凉。
她指出，早年先辈兴学办校，一代代人将华文教育发展至1950年代具备从学前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历代华校师长循循善诱，栽培一批批华校生投入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这一步一脚印的传承，在在说明我们不仅要饮水思源，还应当把饮水思源的价值观传承下去。
“我们要思考，前人走的路，我们该如何继续走下去，在文化传承这条路上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