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高级税务官生前原将独立式洋房留给女儿，一年后改立遗嘱，把洋房及全部遗产转给儿子。女儿质疑父亲因失智丧失立遗嘱能力，上高庭挑战失败后提出上诉，但上诉审判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裁定新遗嘱有效。
这对印族兄妹的遗产纠纷中，上诉审判庭三司确认2012年的第二份遗嘱具法律效力。上诉审判庭认同高庭法官观点——第二份遗嘱订立过程的确显得仓促，也存有疑点，尤其答辩人（儿子）在遗嘱草拟过程中高度参与，最终还成为唯一受益人；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推翻遗嘱的法律效力。
三司指出，答辩人的确曾催促父亲尽快改立遗嘱，可能引发遗嘱是否反映父亲真实意愿的疑虑，但并不代表父亲当时缺乏立遗嘱的能力。
三司：两名证人证实 当事人改立遗嘱当下头脑清醒
三司认为，上诉人（女儿）无法证明父亲于2012年立遗嘱时缺乏能力；而答辩人则已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父亲清楚知道并确认遗嘱内容。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两名见证人的证词。证人甲是立遗嘱人友人之子。甲回忆称，签署遗嘱当天，立遗嘱人头脑清醒、精神警觉。证人甲看完遗嘱后，曾提醒立遗嘱人，除了答辩人将获配百分百遗产和洋房之外，其余四个子女的继承份额设为0%。
立遗嘱人当时瞪了甲一眼，回说：“他是我最疼爱的儿子，他会知道该怎么做。”当日，甲和立遗嘱人还闲聊约半小时，并未发现立遗嘱人生病，或缺乏理解能力。
另一证人乙也证实两人的对话。甲乙都证实，遗嘱人当时神志清醒、完全理解自己的行为。
三司据此认定，立遗嘱人明白自己的决定，并有意将遗产留给答辩人。
涉案洋房位于东部的奥匹拉住宅区（Opera Estate），市值约700万元。
立遗嘱人生于1922年，曾任国内税务局高级税务官，学识渊博，精通英语，通晓日语、福建话、淡米尔语等五种语言。1957年，他曾在新加坡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前身）半工半读法律课程，六年课程仅完成四年，却已掌握遗嘱相关法律，因此在立遗嘱时不愿另付费雇律师协办。
立遗嘱人有四男两女，妻子和长子已先后去世。高庭审讯时，另三个子女供证，三人形容父亲权威严格，重视纪律，子女成年后仍心存畏惧；他固执、意志坚定，常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子女身上，子女如果无礼顶撞，会遭父亲掌掴。
晚年他独居洋房。上诉人住在附近，常为父亲准备晚餐并陪同就医。
两份遗嘱仅相隔一年 上诉人难证父亲短期丧失判断力
2011年10月，父亲立遗嘱，将洋房留给女儿，并明确排除其他子女继承权。2012年11月，他另立新遗嘱，将洋房及全部遗产转给儿子，完全剔除其他子女继承权。当时，他仍能独立理财。
2015年2月，他在外迷路跌倒，被警方发现后送院，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并伴随游走行为”，自此病情恶化，至2019年3月去世，享年96岁。
上诉人声称父亲从2012年1月起已出现失智症状，2012年11月已无立遗嘱能力，并引用三份病历，指父亲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症或血管性失智，影响判断和理解能力。
然而，三司指出，上诉人未传唤医生或医学专家解释病历中的医学术语，也未证明父亲记忆衰退的程度，或为何父亲的判断能力会在短短一年内骤降至完全丧失。病历本身并不足以证明父亲在2012年11月改立遗嘱时，能力已受到严重影响。
三司由上诉审判庭的王少凌法官、施奇恩法官，以及高庭法官洪清福组成。三司驳回上诉，并令上诉人支付5万元讼费给答辩人。判词并未公开遗嘱人、诉辩双方和见证人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