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服务人员在发现蹊跷时，因为种种误解和顾虑而没能及时报警；调查员和警官未遵照既定工作流程，没能在接到首次报案后及时采取行动，环环相扣的失误，错失了拯救梅根的时机。
警方已在事发后对涉案调查员和官员进行惩处，并承诺会加强失踪儿童监督与跟进，改善程序与机制。检讨小组也呼吁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与警方合力纠正有关举报的错误观念，打造一个安全的举报文化。
警方迟至2020年1月17日才接到关于梅根失踪的报案。然而，负责此案的调查员在下来两周找不到梅根的母亲符丽萍与同居男友黄诗祥的踪迹，却也未向警官禀报调查进展。这名调查员之后被调去执行冠病疫情相关职务。调查员与警官都因未遵照作业程序执行任务，导致未能及时寻获梅根。
警方受询时说，调查员和警官因失职而接受调查，已受到内部纪律处分。调查员已辞职，但警方并未透露对她采取过哪些惩处行动，她又是什么时候离职。警官则接受财务处分，目前仍在警队服务。
儿童失踪 法律未限制只有家属才可报案
检讨小组认为，早在2019年10月初，彼岸社会服务机构就有足够理由自行报警，因为当时符丽萍已失联一段时间，彼岸机构应该清楚，梅根的安全远比顾及梅根外婆不希望与女儿闹僵的意愿更为重要。而且法律并未限制只有家属才可就儿童失踪报案，任何知情者都可以报案。
2020年1月，梅根的外婆在彼岸职员的陪同下报案。调查员评估事件属“儿童管教”性质，风险级别较低。警方向检讨小组说明，这是因为社服机构把梅根事件列为“过度管教”，而在2019年3月19日之后，也未有其他疑似虐待现象，调查员因而将案件界定为“儿童管教”而非“失踪儿童”。
当时值班警官注意到这起“儿童管教”案件，原本打算隔天向上司汇报这起案件；但调查员指自己会继续设法联系梅根的母亲，警官因此未向上司提及。
警方检讨后发现，调查员在接到报案后，花了两周通过电话和短信都联系不上符丽萍，就应该上报情况，由警官指示如何妥当处理案件。
检讨小组接受警方的说法，指2020年当局已采取内部管控措施，确保及时跟进失踪儿童案件。这些措施包括多层级监督和检查，由资深警官提供指导。检讨小组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是调查员和警官未遵照既定工作流程，让当局没能在接到首次报案后及时采取行动。
相隔六个月后，梅根的外婆和父亲同年7月20日再次报警，“危险信号”更明确，案件才从“儿童管教”升格为“失踪”案例。
警方7月23日将符丽萍与黄诗祥逮捕归案。但梅根已在2月22日离世，生前惨遭虐待，尸体被烧。
检讨小组：为虐童现象打造安全举报文化与环境
检讨小组建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与警方合作，加强社会服务人员的意识，让他们清楚知道有责任为疑似儿童虐待或失踪案件报警。社会服务和教育领域似乎仍有误解，以为应由家人报案，或者担心报警可能损害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影响机构声誉，在虐童的疑虑难以证实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检讨小组吁请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打造安全的文化与环境，让社服工作者放心地举报疑似虐童案例。
新加坡警察部队也强调，将持续加强案件监督与跟进，包括提升培训协助警员更好地处理家暴等敏感案件。警方也已设定程序与机制，确保案件获得适当关注、及时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