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未发表过的档案资料陆续浮出台面，让历史学者愈加意识到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并不像先前认为的那样突然和出人意表。而《信天翁档案》的解密和相关新书的出版，受访历史学者认为更为新马分家的过程，提供了更细腻和更完整的全貌。
《信天翁档案》是一份由建国元勋吴庆瑞整理的机密档案，收录新马分家前的重要笔记，内容涵盖新马领导人之间的密谈内容。星期天（12月7日）推介的新书《〈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The Albatross File: Inside Separation）就收录《信天翁档案》中的23份解密文件、10位建国元勋和关键人物相关口述历史采访的逐字稿，以及历史学者、新加坡社科大学校长陈大荣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荣誉院士刘坤华博士对这本书的导论。
陈大荣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举例，前副总理吴庆瑞在接受《新加坡的领袖》一书的作者吴凤宁作的口述采访中， 就已提到分家并非强加于新加坡，事实上他在1965年7月就与马来西亚时任副首相敦拉萨讨论了分家的可能性。
“然而，新书涵盖的解密文件和关键人物李光耀、吴庆瑞和拉惹勒南等政要的口述历史采访，详细记述了新马领导人之间最终导致分离的思想和讨论，这些细节为导致1965年8月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更细腻和更完整的全貌。”
谈到前律政部长巴克在口述历史中，形容吴庆瑞为新马分家的总策划师，陈大荣认为从许多方面来看，吴庆瑞是新加坡方面分家的总策划师。
吴庆瑞当年受李光耀所托，寻找克服新马1963年合并后，新加坡面临种种困难的方案；吴庆瑞也曾与当时的马来西亚副首相敦拉萨讨论过各种想法，探讨对双方都更有效的宪法安排。
陈大荣说：“1965年7月，吴庆瑞向马来西亚方面提出了分家的想法，我确信马来西亚方面也已经在考虑这个想法了。随后，他说服时任总理李光耀接受分家作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因此，吴博士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最终决定中，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
不过，陈大荣也指出，最终的决定自然是由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做出的，并且获新加坡内阁签署了分家协定。
陈大荣在上述新书的导论中解释新马两国合并并非轻易达成，合并的条款必须满足新马双方的关切，即新加坡作为一个州加入马来西亚，但在某些领域要享有自治权，不被视为二等公民；而吉隆坡的巫统（UMNO）领导人则希望能够控制新加坡的国防、安全和财政，不希望新加坡在联邦中拥有政治角色。
合并最后虽得以落实，但这些矛盾导致“许多后来浮出水面的问题并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陈大荣说：“我的文章旨在表明，这场‘婚姻’的条件使得两国1963年合并后很可能会出现麻烦，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刘坤华同样认为，新资料丰富了人们对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
他说：“整体脉络虽没改变，但我们如今更能理解那些塑造我国独立历程的决策，背后蕴含的复杂考量。档案显示，分家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驱逐’。早在1965年之前，双方已在努力避免冲突的发生。然而，最终他们的利益和对马来西亚的愿景无法调和。”
刘坤华从外国档案馆搜集到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国外交使节与新马领袖交谈的记录，以及他们在评估当年局势后所发回国的信件和电报，并于1998年出版了《新马政治分家的痛苦时刻》（“A Moment of Anguish: Singapore in Malays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engagement”）。
他说，在新加坡种族暴乱严重损害了人民行动党政府与吉隆坡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后，敦拉萨和吴庆瑞竭尽全力试图避免分家。然而在1965年6月，东姑指示敦拉萨着手研究分家事宜，敦拉萨再与吴庆瑞会谈。在7月15日的一次会议上，吴庆瑞建议或许新马应该各自独立发展。
刘坤华没有直接回应吴庆瑞是不是新马分家的总策划师，而是指出，1982年李光耀接受口述历史采访时，仍以为是敦拉萨先向吴庆瑞提出分家的想法，直到他在撰写回忆录时阅读了吴庆瑞的口述历史记录，才认识到事情的真实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