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进经济体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再分配型福利国家已转为侧重个人利益。这类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已不再能为缴税方和受益方激发乐观情绪。尚达曼总统呼吁各国制定新的财政契约，才能再次恢复人们的乐观情绪。
尚达曼于美东时间星期二（12月9日，新加坡时间星期三）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米丽娅姆波曾奖（Miriam Pozen Prize）颁授仪式上发表演讲。他建议先进经济体国家对财政政策作出三项调整，这包括重新聚焦公共产品，而不是个人利益；把焦点从主要旨在减少不平等的转移支付，转向旨在减轻缺乏经济安全感的公共计划和风险分担；宏观经济政策从过于侧重管理常规商业周期，转向保留应对重大危机所需的财政空间。
尚达曼指出，最严峻的经济挑战尚未来临，社会老龄化、气候变化，以及先进经济体国家增加国防开销等因素，都将加剧各国面对的挑战。
在历史上，最近一次的例子是二战后的发展，除了美国之外，当时大部分先进国家都以非常高的国内生产总值债务占比作为起点。但尚达曼提醒，当时各国采取的解决方案，如今已经不再适用。
他说，欧洲和日本当时在重建严重损毁的基建设施，并且在追赶美国。多国出现战后婴儿潮，大批女性加入劳动队伍，带来强劲的劳动力增长，中学和高中入学率也大幅增长，大大提升人力资本。这些都是一次性的结构性解决方案。
通货膨胀、金融抑制等当时一些国家采取的措施，如今可能会再次尝试推行，但也将面对更大的政治阻力。尚达曼说：“若不对税收和开支进行调整，而且很可能两者都得调整，就无法真正让政府债务重回可持续的正轨。”
挑战在于实行财政缩紧同时 从更根本层面重新定位财经政策
尚达曼阐明，这不应只是呼吁实行财政紧缩，挑战其实在于进行这些调整的同时，从更根本层面重新定位财政政策，以确保人们能看到这些调整在社会各阶层中得到公平分配；看得出他们缴税所支持的政府开支具价值，并且确保这些调整不会长久削弱经济增长。
尚达曼提议重新聚焦公共产品，而不是个人利益。这包括为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交通系统等人人都能参与和看到价值的项目拨款。他强调，这些是累进式转移支付，不只依靠明确的个人转移支付。一方面能让贫困和中等收入人群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能促进不同收入群体和种族之间的互动，从而促进社会流动。
在转移支付方面，尚达曼强调，不少调查显示，相较于社会不平等，人们更重视就业、住房、重大医疗开销、退休等生活中的缺乏安全感。协助公众应对安全感的缺乏，原本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愿景。
“我们必须重拾初衷，换言之，要把‘社会’重新带回‘社会民主’之中。在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个人和集体责任契约——这些契约能纾解民众所面对的缺乏经济安全感。”
过去20年来，全球经历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两场流行病疫情，以及数场战争。尚达曼说，危机始终会来临，可以肯定的是，会有更多的疫情。
财政部门以及中央银行目前专注于平滑商业周期。但尚达曼警惕，现在存在一种日益加剧的不对称：财政部门尽力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防止经济衰退，但当经济复苏时，却没有通过整合政策来弥补。
“因此，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是长期持续的巨额预算赤字和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得在重大危机来临时，几乎没有留下应对的空间。”
这也意味着，多国的财政部门几乎没有财政空间来应对气候变化、疫情等长期挑战。
尚达曼说：“这些是固有的集体风险，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它们需要每个国家的财政资源，富裕国家则须承担相应的份额。我们的财政政策中需要这些重新调整；必须建立新的财政、退休和全球契约，以应对公众最关切的风险，以及我们在全球面临的最大集体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