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国会政府委员会参加国会辩论的发言模式，也出现了变化。
从星期一（1月12日）开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在国会就法案进行辩论时，首位发言者都是相关国会政府委员会（Governme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简称GPC）主席。星期一《医疗信息法案》进行二读时，在部长之后，首位发言的议员是卫生GPC主席佳馥梅；《公共部门（治理）（修正）法案》辩论时，首位发言的议员是数码发展及新闻GPC主席沙礼尔。
在星期二（1月13日）的辩论中，社会及家庭发展GPC主席谢曜全首先在《国家福利理事会（修正）法案》二读辩论时发言；文化、社区及青年GPC主席任梓铭则在《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修正）法案》二读辩论中首先发言。
多名GPC主席的发言也出现大致相同的框架——由GPC主席阐述各行动党议员发言的重点议题，个别议员再就具体政策细节提出询问和建议。
例如任梓铭辩论《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修正）法案》时，说明他将“侧重于勾勒整体的发展方向，我的同事们随后将针对具体的政策领域进行深入阐述”。其他行动党后座议员下来讨论的议题，分别聚焦新加坡选手团队与残障运动、智力运动与电子竞技、资源分配等较细致的主题。
执政党委任GPC的制度，于1987年吴作栋担任副总理期间提出，旨在让行动党后座议员成为党内一股制衡和审查政府的力量，仔细检讨政府政策和提出不同意见。这个机制也是民情联系组和政策研究所调查之外，另一个政府聆听多元反馈的渠道。
在过去的国会辩论中，GPC成员也会聚焦各自委员会专攻的领域，但由GPC主席牵头、个别议员就具体议题明确分工提问的模式并非常态。
GPC问政模式的改变，显示行动党对GPC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检讨，寻求进一步凸显GPC的职能和组织力，并且加强GPC主席的领头角色和协调作用。
GPC制度在1987年国会中反对党议员极度稀缺的背景下产生，GPC长期以来发挥着类似“执政党内反对党”的作用，旨在确保行动党议员在国会中并非只有单一的政府官方口径。
过去十几年来随着国会反对党议员人数增加，GPC能否发挥制衡作用、有效把多元声音带入国会，不时成为民众讨论的议题。
行动党此次改变GPC的发言模式，积极地回应外界的议论，但GPC制度本身仍有一些有待解决的难题。这当中就包括作为执政党内独立于政府的多元声音，GPC成员在与反对党互动时，该采取什么姿态？怎么互动才能显示GPC成员的立场不一定就跟政府一样？
这是个复杂且难以彻底解决的议题。国会星期二辩论《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修正）法案》时，不到一小时前以GPC主席身份发言的任梓铭，在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穆海民发言后，要求穆海民澄清关于我国运动健儿在东南亚运动会表现“令人失望”的言论。两人之间出现一段你来我往的交锋。
国会辩论出现一些唇枪舌剑本就无可厚非，只是当对立政党的议员进行交锋时，难免让民众视为一种政治角力。这样的质疑声音不可能完全消除， 而GPC作为回应外界质疑执政党缺乏多元声音的设计，它的角色会不会因此被稀释？
执政党在开年之际着力优化GPC机制，但如何确保GPC持续有效运作，并进一步提升公众对GPC的认识，明确GPC在公众眼中的定位和形象，将是执政党必须不断推进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