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梁振伟指出，建设“我们为先”社会的关键，不在于资源投入或立法工具，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转变。
梁振伟星期一（1月26日）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年度新加坡透视论坛上，围绕如何建立“我们为先”社会发表上述看法。
黄循财总理去年8月在国庆群众大会首次提出共同打造“我们为先”社会。尚达曼同年9月在国会代表政府发表施政方针时，也再次阐述了这个愿景。
梁振伟指出，要推动这种转变，必须创造更多让不同背景国人交流的机会。即使存在差异，也能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与欣赏，培养出真正的联系。
他强调，在社会凝聚力的培育上，必须从年轻一代着手，因为当人们在同个环境中一起成长时，彼此较容易建立认同。
政府、私人领域与国人的合作，也是建设“我们为先”社会的方式。梁振伟说，现实经验已显示，有意义的参与，会带来有意义的联系。“当人们参与建设某个事物时，它就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他说，本地已出现令人鼓舞的现象，即微型社群自发建立支援网络，为一些需要更多帮助的人提供援助。例如，在杨厝港，有十多名居民每月为约40名年长者准备餐食并组织活动，所需食材由当地商联会提供。
“像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社区建设是不同个人行动的汇集，从有人看见需要并选择付诸行动开始。每个人都有能力在各自的领域、以各自的方式发起或支持这些行动；只需一点火花，便能形成一股力量。”
梁振伟认为，“我们为先”必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社会需要培养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文化，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为他人着想，作出善举。
颜金勇：“我们为先”并非把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
在另一场对话会上，一名理工学院生向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提问，在打造“我们为先”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应如何促进新加坡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真正融合，同时避免让新加坡人产生政府优先照顾外国人，而牺牲公民利益的观感。
颜金勇回应说，“我们为先”并不是把社会分成“我们”和“他们”。“我们”可以指家人、公司、社区、朋友圈，是集体而不只是个人本身。
他也指出，“我们”同样可以包括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例如外籍劳工、外籍女佣和其他为本地经济与家庭生活作出贡献的人。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因为他们也是这个集体社会的一部分。
“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分化对立的做法，而是一种更具集体性与包容性的方式，是从‘以我为先’转向‘我们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