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扩大统计范围并改以市场收入计算基尼系数后，数值虽略有上升，但整体仍呈下降趋势。相较下，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大致相当。
财政部星期一（2月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雇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数口径从工作收入改为市场收入后，税收与政府转移支付（简称为税）前的基尼系数由0.426降至0.404，税后则由0.359降至0.344，反映收入分布更趋平均。
不过，当统计范围扩大至所有居民家庭后，基尼系数升至税前0.452、税后0.379，反映纳入没有工作收入的家庭后，收入分布差异扩大。
但从长期趋势来看，过去10年无论按工作收入或市场收入计算，整体不平等程度均呈下降趋势。
基尼系数用于衡量收入分配差距，数值介于0至1之间，数值越高代表贫富差距越大。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何光荣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基尼系数只是客观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指标，理想水平取决于社会偏好与经济环境。
他举例，若系数接近零，可能削弱个人向上流动的动力，导致学历不同入职者的起薪差距不大，努力提升技能的动力减弱；但若不平等程度过高，则可能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包括犯罪率上升或其他社会问题。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以市场收入为基础的基尼系数水平，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近。
调查显示，若采用平方根比例（Square Root Scale）统计基尼系数，我国基尼系数在税前为0.406，低于英国、法国、日本及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相近；税后则降至0.340，低于美英、与日本接近，但仍高于韩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整体不平等程度处于发达经济体的中游区间。
平方根比例是国际目前使用最广泛、相对容易获得数据的标准，有助于进行跨国比较。
新加坡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黎华德指出，基尼系数较低的国家收入分配或许更平均，但未必是人们愿意移居或被视为经济强劲的地方，商业机会、就业前景及公共服务质量的因素同样重要。
“与其单纯聚焦排名或数值高低，更有意义的是评估新加坡的社会福利体系与发展机会是否充足。”
在计算市场收入时，非工作收入并不容易完全统计到位，特别是较富裕住户的部分收入。
何光荣指出，若这些数据能够被完整纳入，不平等程度的幅度很可能会更高。但他强调，这并非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其他国家同样面对类似的统计限制，可比性并未受到根本影响。
此外，相较部分国家，新加坡并不存在规模庞大的地下或非正规经济，测量误差可能较小。
“部分高端资产或收入来源，例如海外资产、加密货币等，本身就难以完全纳入统计，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全面掌握。”
黎华德认为，新加坡收入数据缺口主要源于结构性统计限制，而非刻意隐瞒。“这可能会低估不平等程度，也局限了围绕财富税与再分配政策的讨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