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日趋成熟，代际流动亦随之出现放缓迹象。收入最低20%的家庭当中，多数孩子在事业稳定后能够上升至更高的收入阶层，但仍有超过两成的孩子无法摆脱最低收入的处境，比率呈略升趋势。
财政部在新发布的《收入增长、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趋势》报告中，采用在1978年至1982年、1982年至1986年，以及1985年至1989年这三个年份区间出生者在30来岁的收入分布情况，作为了解代际流动的其中一个方式。
1978年至1982年出生的人当中，有24.2%在30多岁时属收入最低20%阶层，而他们的父亲在40多岁时是收入最低20%者。这个比率在1982年至1986年，以及1985年至1989年出生者当中，则分别增至25.1%和25.3%。
即便父亲是最低收入者，孩子还能上升到收入最高20％阶层的比率则下跌，从第一个年份区间的14.5%，减至后来两个年份区间的14.1%和13.8%，显示代际流动有所放缓。
财政部指出，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在维持社会流动方面仍做得相当好。多数新加坡人的实际收入都比他们的父亲高。这也是基于我国教育水平提升，人们就业机会提高。
从收入相关系数看 新加坡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当
相对代际流动也可以通过父亲与孩子收入之间的关联程度来分析。关联程度越高，代表家庭背景对孩子最终收入有更大的影响，也就意味着代际流动程度较低。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指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相当。
从收入相关系数（income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看，新加坡0.24的系数与其他经济体如加拿大、瑞典相同，低于澳大利亚和丹麦。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系数是针对1985年至1989年出生者，在他们介于30岁至38岁之间记录的收入，与其他国家调查的年龄层未必相同。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一（2月9日）发布视频指出，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最低20%收入家庭出生的孩子，有四分之三在成年后上升到更高的收入阶层。
“整体而言，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但我们绝不能自满。随着经济日趋成熟，我们开始看到社会流动放缓的迹象。新加坡并非例外，许多发达经济体也正面临类似压力。”
他说，这正是“新加坡携手前进”运动（Forward Singapore）的核心，通过更新方式、重塑社会契约，让每个新加坡人都能有实质且有意义的上升机会，即便在更具挑战的全球环境中，大家也能继续共同前进。
新加坡管理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何光荣指出，社会流动趋势有改变的迹象，须更深入的研究以识别最低收入家庭面对的障碍。
“我们应考虑能支持低收入家庭孩子的针对性政策。教育是重要的驱动器，无论是在踏入职场前，或是踏入职场后的就业和生产力提升机会。这也因此得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