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时代，若经济增长未必能创造相应的就业机会，那么目前以国家整体表现为依据、用以奖励部长的花红计算方式，可能已不再适用。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建议，把花红与部长为人民创造优质就业机会的成果挂钩。
也是工人党秘书长的毕丹星星期二（2月24日）在国会参加新财年政府财政政策辩论时质疑，现行的国家表现花红（National Bonus）计算方式是否仍适用。事缘，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1月29日在经济策略检讨中期报告发布会上指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经济增长未必自动创造就业机会。
毕丹星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宣布的每一项与就业相关的政策和计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须被放在一个更清晰、更严谨的视角下加以审视。“人民理应获得一份公开且详细的成绩单，一份能区分空洞承诺与可衡量成果的成绩单，这份成绩单应接受国会和公众的审查。
“国家表现花红应该与一个客观结果挂钩，即在人工智能时代为新加坡人创造优质的就业机会。”
用以计算国家表现花红的四项指标为：实际收入中位数增长率、第20百分位国民收入实际增长率、失业率，以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毕丹星针对的是后三项指标。
在谈到生活费课题时，毕丹星建议政府简化学生托管津贴（Student Care Fee Assistance）框架。现有框架把每月家庭收入分为11阶，以此决定津贴额。
他提议把最低一阶的起点定在新公布的本地员工薪金门槛（Local Qualifying Salary），即1800元，让这一阶的家庭能领取至少50%津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多加两三阶，以便为父母提供更多支持。
严燕松：社会安全网应更多与年长者个人收入挂钩
有四名工人党议员参加星期二的辩论，即与毕丹星同为阿裕尼集选区议员的严燕松、后港区议员陈立峰，和非选区议员蒋佩姗。
严燕松指出，我国的社会安全网存在缺口，没有保护部分夹心层。他呼吁政府采用更全面的经济状况评估（means testing），不仅考虑家庭的总收入，还要考虑扣除必要开支后的可支配收入。
他认为，社会安全网应更多与年长者的个人收入挂钩，确保他们获得必要的关怀与支持，因而进一步呼吁政府让年长者接受独立的经济状况评估，而不是与同住子女捆绑在一起。
在严燕松看来，这么做能更好地维护年长者的尊严。有些年长者与子女关系疏离，但因为同住可能无法获得政府援助或津贴，必须靠子女才能过生活，或使到家庭关系更紧张。
陈立峰则聚焦绿色议题，强调须重视现有树林，把它们视为战略绿化带。尽管它们或许不是原始树林，并且曾经开发过。这个做法有助于我国制定计划，提高房屋抵御城市热岛效应（Urban Heat Island effect）的能力，以及应对不断上升的冷气开销。
他呼吁政府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权衡发展与保护绿地的关系。国家发展部也应规定，在对任何树林进行开发项目前，须先展开强制性功能评估，以保护珍贵的绿色资源。
蒋佩姗参加辩论时，强调个人学习、探索与成就的空间，尤其指出小学离校考试（PSLE）不应在孩子探索自我、了解自己关心什么的年纪，定义他们的自我价值感。
但她不是建议废除考试，而是认为应把成绩正态曲线（bell curve）当做工具，追踪孩子在一段时间内的进步、识别他们的具体学习需求，以及庆祝他们所取得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