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国家求之不得的财政盈余，在我国却成了“烫手山芋”。朝野议员针对连续两个财年高于预期的盈余，在政府财政政策辩论中争辩了两天。
这样的争论在去年的财政政策辩论中也曾上演。
财政部修订数据显示，我国2025财年盈余为15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超出原先预估的68亿元一倍有余。2024财年的61亿元盈余，也远高于预估的8亿元。
星期二（2月24日）辩论首日，最先发言的反对党议员、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形容：“这是数十年来人民行动党政府创下的最高额财政盈余。”
工人党的阿裕尼集选区议员严燕松和盛港集选区议员蔡庆威，也分别批评政府的财政预测“枪法不准”（poor fiscal marksmanship），没能准确预估收入和支出。
严燕松认为，政府过于保守的财政预测持续低估盈余，让人质疑是否存在不必要的资金囤积。既然过去五个财年中有四个实现盈余，政府应重新考虑消费税上调的必要。
蔡庆威同样指出，财政盈余频繁大幅超标，反映财政预测存在系统性问题，也显示政府早前无需急于通过提高消费税增加收入。
我国在2023年和2024年分两阶段把消费税从7%提高至9%。
不过，星期三（25日）发言的行动党裕廊中区议员谢曜全认为，重要的不是每年精准预测盈亏，而在于长期的财政估算，确保我国有系统地增加收入，以最终满足2030年及以后的更高支出需求。
他也以冠病疫情为例指出：“录得财政盈余的隔年可能紧接着危机，而为克服下一年的挑战，盈余可能瞬间转为赤字。”
新加坡在2016至2019财年连续录得盈余，但2020财年为应对疫情，赤字高达516亿元，相当于GDP的逾10％。他因此强调积累盈余很是重要，以在危机降临时可动用现有资源，无需马上寻求总统批准使用国家储备金。
这把估算政府收支的标尺该收多紧，朝野两党各执一套标准。如能次次命中靶心，一些财政政策或许会有不同考量，但面对不稳定的全球局势，要当神枪手怕也不容易。
善用资源 提升人民福祉
与其纠结于盈余多寡，不如把焦点转向如何善用资源，切实提升人民福祉。
多名议员呼吁政府利用盈余帮助新加坡人减轻生活负担。谢曜全建议延长援助措施，缓解消费税上调给民众带来的冲击；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罗守恩提议在财政盈余超出GDP的2%时，用余额发放社区发展理事会邻里购物券（CDC Voucher）；武吉班让区议员连荣华则提议，为公共交通业者提供额外营运补贴，以免营运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从较长期而言，蔡庆威认为，政府应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税阶（tax bracket），以减轻民众税务负担。
他指出，我国上一次调整税阶已是超过24年前的事。随着名义工资和生活费大幅上升，就算实际购买力没有增长，纳税人也可能被推入更高的边际税率。
另外，谢曜全除了提议用盈余提供援助，也建议政府能在未来10年投入50亿元，与企业共同培养能担任首席级别（C-suite）高管的本地人才。
国家资源终究有限。尽管当前财政盈余可观，但在短期纾困与长期规划之间，新加坡必须作出取舍：是将更多资金用于当前民生补贴、投向未来保障，或存起以备不时之需。这不仅关乎资源分配，更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