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积极推动去碳化，但脱碳成本高于其他经济体。为照顾到碳税对家庭和企业近至中期的成本影响，政府决定检讨2028年及之后的碳税率，确保合理定价，兼顾竞争力与韧性。
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星期四（2月26日）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总理公署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开支预算时强调，我国正以务实的方式，尽早为“气候受损”（climate-impaired）和“碳受限”（carbon-constrained）的未来做准备。
这是颜金勇接任气候变化跨部门委员会主席后的首场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他强调，若延迟气候行动，之后须做出更剧烈的调整，涉及的成本更高，冲击更深远。
为鼓励企业投资低碳技术以减少碳排放，我国2024年起调高碳税，每公吨温室气体从5元调至25元，2026年和2027年将涨至45元，到2030年增至50元到80元。
推动脱碳也须考虑区域竞争
全球有越来越多国家推行碳定价机制，在本区域也不例外。泰国去年推出碳税政策，马来西亚则拟明年推出。日本今年4月起也强制每年排放超过10万公吨二氧化碳的企业，参与日本碳排放交易体系。
颜金勇指出，全球推进脱碳之际，重视碳排放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会认为，碳密集的企业和经济体缺乏吸引力。
“碳定价向整个经济发出清晰的信号：碳排放负有成本，更清洁的解决方案蕴含价值。”
但他也指出，我国天然资源有限，且缺乏替代方案，推进脱碳的成本比其他经济体高。“为碳准确定价旨在激发企业投资低碳技术，减少碳排放。”
他说，推动脱碳也须考虑区域竞争，控制政策对家庭和企业近至中期的成本影响。“我国正在检讨2028年及之后的碳税，并会提前公布税率。”
颜金勇说，如果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显著放缓，到2030年，我国或须把碳税率调高至每公吨50元至80元区间的较低端。
他指出，对一些碳排放密集及面向贸易的企业来说，短期内要实现脱碳可能面对挑战，使它们难以与其他地区碳税较低的企业竞争。当局正与受影响企业联系，支持他们转型。政府也将通过提供额外水电费回扣（U-Save），帮助家庭控制能源成本。
我国的碳税征收对象主要是每年排放至少2万5000公吨温室气体的设施和机构，包括发电厂和大型制造商等。
全球气候行动承压
全球推行碳定价机制的势头不减，但整体气候行动却面临重重阻力。颜金勇说，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为全球气候合作徒增不确定性。
去年在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简称COP30）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成员国也无法就脱碳蓝图达成共识。
全球2024年排放577亿公吨温室气体，比2023年高2.3%，排放速度是2010年代年均的五倍多。到2030年代初，全球气温升幅料冲破人类致力把控在1.5摄氏度的目标。
颜金勇说，全球气候行动局势令人担忧，但基于各国气候行动参差不齐，就此断言气候行动不再重要是个错误。
他指出，持续恶化的气候变化正在重塑经济环境与社会结构。我国碳排放量仅占全球的0.1%，无法单凭一己之力解决全球气候危机，须履行国际社会成员的责任，为环保贡献。
“我们希望激励其他国家效仿，保障我国在碳受限世界的长期竞争力与韧性。”
颜金勇强调，无论政治辩论如何发展，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影响更显著、更频密，代价也更高。
“气候变化已不再是未来的风险，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生计，无作为的代价只会持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