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育率再跌至历来新低，受访婚恋业者与专家学者都认为，这不意味着国人反对结婚生育，而是在高度竞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婚育风险的权衡更审慎。
他们认为，这有待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婚育观念，政府的支持须超越补贴与育儿假期，也从职场与教育结构入手，重塑社会对“成功”与“多元发展”的认同与肯定。
主管国家人口事务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日前宣布，我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87。这个历史新低再次引发本地社会关注人口增长低于更替水平的长期趋势和随之而来的挑战。
新加坡管理大学幸福老龄化研究中心主任郑宝莲教授指出，随着新加坡持续现代化，传统生儿育女的理由已逐渐转变。过去，子女被视为养老依靠、事业传承与香火延续的重要支柱；如今，生育更多是个人选择，而不是责任或必然。
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现在生儿育女几乎全是为了满足内在的情感需求。当生育只剩下‘为爱而生’，而缺乏现实迫切性，人们自然会更谨慎权衡是否要孩子。”
生育率下降反映国人对生育孩子的犹豫与谨慎
本地红娘公司Lunch Actually创办人林笑岏受访时说，我国生育率下降不仅反映人口统计数据，更反映出国人对于生育孩子的犹豫与谨慎。
她说，20年前，人们对于成家关心的是“对方是否有责任心” “是否顾家”；如今听到的更多是结婚生子“会不会影响职场升级？” “能不能维持生活水平？” “会不会失去自由？”
“婚姻和生育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人生进阶，而是一项需要权衡的取舍。如今的心态不是反对爱情，而是要精打细算的爱情。”
政策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管与首席研究员马修博士说，新加坡人向来谨慎，重视长远规划人生，如果认定育儿风险或代价大，便很可能却步。尤其是教育与职场竞争持续加剧，不少年轻人担心生养孩子会影响事业发展与经济规划，而现有支持措施未必足以缓解这些顾虑。
“如果生孩子仍被看作是会打乱夫妻追求经济成功的决定，再多宣导也难以改变他们的选择。”
近年来，政府针对生育“痛点”推出多项缓解措施，包括增加现金援助、推行父亲强制带薪陪产假、给予购屋优先权等；教育部也着手缓解教育的“军备竞赛”，取消年中考试并改革小六会考评分机制。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君杰博士指出，这些措施的成效需时间才会显现，要改变观念也难一蹴而就。此外，现有政策主要支持那些本已打算生育的夫妇，对于不愿生养的群体，单靠金钱鼓励未必可改变他们的想法。政府应采取更全面的长期策略，正视经济以外的压力源。
“更重要的一点是，民众未必像决策者那样，从整体角度理解这些政策的用意与配套效果。”
应对生育率下降 跨部门工作组从四方面着手
为了应对生育率下降，协助管理人口事务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妮将指导跨部门工作组，从加强政府支持、转变社会与个人观念、改善职场环境，以及推动全社会亲家庭文化这四个方面着手。
对于转变社会与个人观念，郑宝莲强调，政府必须重新定义“成功”的社会认知，明确尊严与稳定不只属于学业拔尖者。她也建议继续检视小六会考制度，缩小不同教育路径与职业之间的薪资与社会地位落差，避免家长继续陷入孩子学业的“军备竞赛”。
“与其一再强调‘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不如更具体地回应家长的疑问，说明差异在哪里，以及提升邻里学校的吸引力。”
对于如何改善职场环境，马修认为，单靠制度设计未必可带来实际改变，政策不一定能转化为真实行为，员工的选择仍受职场文化与上司裁量权影响。
“若要看到真正转变，企业必须让升迁标准、绩效评估与管理层关键绩效指标，与亲家庭实践相一致，而不是停留在政策支持。”
林笑岏认为，重塑婚育观念须三步同进：提供可负担托育与真正落实的弹性工作；将父亲育儿假常态化，并鼓励人们接受“不完美育儿”；协助伴侣及早厘清家庭分工与财务期望，从源头减少焦虑。
她说，当年轻人看到事业不会受挫、经济压力可控、育儿不必追求完美时，他们对结婚生子的信心自然会提升。
“大多数的人仍然渴望爱情，也想要家庭。他们只是希望，建立家庭不必付出失去一切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