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在政府医院确诊患有心理健康疾病或神经发育障碍的18岁及以下在校学童,人数呈上升趋势。

受访医生、心理学家和专家指出,上升趋势未必意味着我国孩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越加严重,也显示人们对心理健康的认识正在提高,并愿意趁早求助,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卫生部长王乙康星期五(2月27日)以书面方式答复盛港集选区议员何廷儒的国会提问时,公布政府医院过去五年每年接诊的新确诊病例和现有病例。

数据显示,患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学童人数逐年增加,从2021年的7832人升至2025年的9114人。

患有心理健康疾病的学童人数则波动较大:2021年为2684人,连续两年下降后于2023年跌至最低点2280人,随后两年又回升至2025年的30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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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没有追踪私人医疗机构诊断和管理相关儿童的数据。

专家:诊断并非缺陷 是通向正确干预门户

国立大学医院心理医疗科部门高级顾问医生徐子健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诊断并非缺陷,而是通向正确干预的门户。

他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们的社区意识正在增强、态度更加开放,也更愿意寻求帮助。我们的目标从未是减少确诊病例,而是确保每个需要支持的孩童都能获得所需的帮助。”

心理健康诊断病例在2021年至2023年经历了一段下降期后激增,詹姆斯库克大学(新加坡校区)心理学兼职讲师郭翰龙认为,其中原因包括冠病疫情期间,心理健康成了社会讨论和关注的焦点。政府随后也推出一系列计划,例如“全国心理健康策略”“茁长SG”等,聚焦青年心理健康和福祉。

徐子健指出,这也可以解释为疫情对家庭心理健康长期影响的延迟显现。从孩童出现症状到获得正式诊断需要一段时间,这可能导致一到两年,甚至更长的滞后。

因此,2025年录得相关病例激增,很可能反映了那些始于疫情期间,但直至现在才达到临床识别和诊断阶段的潜在问题。

诊断病例上升 由多方面因素造成

新加坡心理学会主席杜福平指出,诊断病例的上升并非意味着更多孩童突然患病,而是由多方面实际因素造成。这包括医疗服务可及性提高、家庭延迟求助后出现反弹、识别问题能力的增强、医生诊断和记录的一致性提高,以及青少年面临的实际压力,才促使更多人寻求帮助。

针对神经发育障碍确诊病例的逐年稳步增加,杜福平认为,这不直接意味着实际患病人数的增多,反而反映出我们更善于识别和支持这些孩童。

徐子健同样认为,这反映了临床、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转变的综合影响。教育工作者、家长和临床医生意识的提高,意味着过去可能被简单地贴上“懒惰”“难管”或“注意力不集中”标签的孩童,现在能够得到更准确的评估和识别。

“这些孩童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课堂中,不同的是,他们现在能被更早地看见、倾听和支持。这是一个有意义且令人欣慰的进展。”

徐子健指出,整体来看,这些数字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需求正在增加。“我们现在须要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系统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协调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同理心,以应对这些需求。”

林俊强(47岁,金融业)育有一名8岁患有自闭症和多动症的孩子,目前小孩正在英华学校旗下首所为自闭症儿童开办的特需学校英华学院就读小学。

他指出,家长们能够及早意识到并接受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从而让孩子更早地获得干预,是非常积极的现象。

不过,确诊孩童的增加也意味着公共资源面临严峻挑战。他举例,为孩童进行早期干预的职业治疗师需求量大,公共部门的候诊名单颇长,以致孩童一般每两个月才能接受一次治疗。相比之下,私人服务每小时收费约200元至250元,使得许多家庭难以负担。

他希望政府能增加这方面的资源投入,但也理解其中存在实际困难。

政府过去几年为有自闭症和智力障碍的学生新设四所特殊教育学校。由于报读人数持续增长,教育部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大特需学校的学额和资源,应对需求增加。

林俊强对此表示欢迎。他说,特需学校至关重要,因为从校长、教师到学生关怀部门,都已在专业上和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能够全面支持有特殊需求的孩童,并且通过家访,确保学生的家庭环境良好。

确诊病例中 一半孩童接受药物治疗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治疗干预方面,在政府医院确诊的病例中,约有一半的孩童接受了有关疾病的药物治疗。

徐子健医生指出,这个比例与临床实践规范大致一致,尤其是考虑到数据中神经发育障碍比例很高。例如,多动症在药物管理方面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并且是这些数据中最大的诊断类别。在这个背景下,这一数据本身并不令人担忧。

杜福平说,公立医院通常处理更复杂或严重的病例,药物有助于稳定症状以改善功能。不过,药物并非唯一工具,通常在症状引起巨大困扰时才考虑,且“未服药”不等于“未治疗”,许多儿童通过心理、家庭及专业疗法也能改善病情。

郭翰龙指出,在讨论心理健康药物时,应避免贴上负面标签,而是以医生针对个别病情的专业诊治方案为依据。下一步是提高公众对各类干预方案的认识。

除药物治疗外,常见的选项包括认知行为疗法等谈话疗法;其次是艺术疗法、游戏疗法等行动疗法。在极少数难治病例中,也可考虑经颅磁刺激等神经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