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人收入增加，越来越多家庭因超过购屋收入顶限无法申购预购组屋，去年向建屋发展局上诉的购屋者同比激增逾五成。
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星期三（4月8日）以书面答复工人党秘书长、阿裕尼集选区议员毕丹星的提问时说，去年向建屋局提出豁免收入顶限的上诉案件达1825宗，同比增加56%。
至于执行共管公寓，相关豁免申请虽由房地产发展商处理，但上诉人数同样大幅上升，去年达1147宗，同比增加1.5倍。
数据显示，组屋相关上诉从2020年的804宗持续上升，虽在2023年一度回落，但近两年再度攀升；执行共管公寓的上诉数量也呈现类似走势。
徐芳达说，当局已在媒体访问及今年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中说明，国家发展部与建屋局正检讨购屋收入顶限。
分析：申请豁免者 多是“夹心层”家庭
目前，申购预购组屋的家庭月入顶限为1万4000元，执行共管公寓为1万6000元，上一次调整是在2019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房地产系教务长讲席教授程天富受访时指出，提出豁免申请的，多数是收入仅略高于顶限的“夹心层”家庭，他们既不符合申购资格，也难以负担私人公寓。
他说，这些家庭可能是在工作几年后收入略有增长，同时生活开销也随之提高；也可能是刚进入人工智能等高薪行业的年轻人，虽然收入高，但积蓄不足以购置私宅。
程天富认为，无论收入顶限设在哪里，这类“夹心层”都会存在，但若人数明显增加，当局或应考虑调整顶限，以缓解他们的购屋压力。
他建议，当局可采取更渐进、可持续的方式调整顶限，例如提高检讨频率，并根据收入增长情况灵活调整。但他也提醒，每次上调顶限都会扩大申购群体，加剧竞争；当局在检讨时，须同时考虑供应是否跟得上，以及其他政策措施，例如单身者购屋年龄限制。
大亨房地产网站（MOGUL.sg）首席研究员麦俊荣也认为，上诉人数增加，反映现行收入顶限或已与市场情况脱节，有必要重新检视。
不过，他说，当局不应仅因上诉增加就调高顶限，而应结合整体收入增长情况，确保政策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家庭。“譬如，可以根据家庭收入中位数和它的增长趋势，设定收入顶限，而不是每次上调固定数额。”
麦俊荣也提出，自执行共管公寓推出以来，本地收入水平和房地产市场已出现明显变化，因此相关检讨不应局限于收入顶限，也应重新审视执行共管公寓的功能与定位。
徐芳达今年3月在国会拨款委员会辩论中曾提到，当局在检讨时，须考虑如何在帮助买家减轻购屋压力的同时，维持执行共管公寓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