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的“dead end”，原意是走不通的死胡同，用来形容工作，意味着前景有限，难有任何升迁机会；若形容一条道路，则暗示再努力也无法走得更远。
过去几天，这个原本属于职场语境的词汇，在新加坡体坛引起风波。
《海峡时报》4月15日发布一篇有关全国校际运动会（National School Games，简称NSG）的文章，其中受访的全国奥运理事会秘书长蔡荣俊认为，这个运动会应该更加注重重大体育赛事所涵盖的项目，并对其中一些不在重大体育赛事之列的“dead-end sports”仍包括在NSG赛程表示困惑。
借《联合早报》的说法，“dead-end sports”就是“死路一条”的运动。
蔡荣俊以巧固球（Tchoukball）为例说：
“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有些运动项目被纳入，但并没有通往大型赛事的通道，那究竟是为了什么？作为管理者，我会把这些称为‘死路一条’的运动，我们投入这些资源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一个学生选择了巧固球这样的运动……我真的不知道能如何融入到更大的整体规划中。”
从原意看，这样的提问并非全无道理：可以用以支持新加坡体坛的资源本来就有限，纳税人的每一分钱也得花在刀口上。
然而，当“dead end”这样的词汇被公开使用，讨论的重心便很容易从资源规划，滑向某项运动是否值得存在的价值判断。
更何况，“躺着中枪”的新加坡巧固球队其实实力不俗，根据国际巧固球总会最新世界排名，新加坡男队排名第三，女队目前虽然排名第五，却曾在2023年登上世界第一宝座。
据《联合早报》报道，蔡荣俊已主动联系新加坡巧固球总会秘书长林子轩道歉，澄清其言论是从大型综合运动会参赛角度出发，并且承认“措辞不当”。他也表明，双方接下来将携手发展这项运动。
林子轩接受了蔡荣俊的道歉，事情从表面上来看是告了一段落。
但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在于某个词是否用得恰当，而是：一项运动如果暂时不在大型综合赛事之列，它的价值是否就注定有限？
支持这种思维的理由，往往就是上述的国家资源有限，纳税人的钱要花在“最有回报”的地方，因此决策时，自然会优先考虑那些已有明确大赛通道、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奖牌的项目。
问题在于，“是否通往综合大赛”不应该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否则体育发展的空间就会被迅速压缩。
举两个例子：水翼风筝板2018年纳入青年奥运会，2024年才成为奥运会赛项，同一年在巴黎奥运会摘下铜牌的墨士廉倘若早几年出生，岂不就只是“死路”上的一名世界冠军，而不是备受追捧的奥运奖牌得主？
另外，目前正夯的匹克球还不属于奥运会或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当局兴建多用途球场供人们打匹克球，难道也是浪费资源？
还是匹克球走运，场地大小刚巧跟羽毛球场相差不远，让当局可以兴建多用途球场，同时满足匹克球和其他球类运动爱好者的需求？
这当然只是部分原因。即便匹克球暂时没有通往国际领奖台的明确路径，当局还是愿意投入资源，鼓励公众参与，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让更多人动起来，扩大运动人口，推动人们开启活跃生活。
因此，蔡荣俊事件不应只视为他用词不当，而是另一个契机，让我们思考：我们到底是在修筑一条通往大赛的单行道，还是经营整个体育生态？
新加坡运动员在国际体育大赛赢得荣誉，的确能带动更多新加坡人投入运动。即使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下一个约瑟林或墨士廉，但人们还是能从参与的过程中锻炼体魄，保持身心健康，同时扩大运动的基层，提高精英选手冒起的概率。
如果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资源配置过度集中，那些暂时显得较冷门的运动，就容易被视为“死路一条”。
体坛的多样性若逐渐受挤压，最终“死路一条”的，就可能不是那几项冷门运动，而是整个新加坡体坛的发展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