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天翁档案》助读者了解新加坡国家社会和治理特征

《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去年12月发布，收录《信天翁档案》中23份解密文件、10位建国元勋和关键人物口述访问的逐字稿。新书主编沈丽群（Susan Sim）说，编书的目的不是要告诉读者如何思考，而是通过提供可靠的史料和证据，协助读者做出知情的判断。（郑一鸣摄）

当沈丽群在2021年7月为编撰《〈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首次在国家档案馆小心翼翼地翻阅原版《信天翁档案》时，她体会到这些第一手记录所传递的历史厚重感。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亲手翻阅这些原版文件，你能感受到，它们承载着我国历史遗产的重量。”

《信天翁档案》是由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1964年中所创建，随后大约一年里，他陆续存入有关新马分家的内阁秘密文件与备忘录，以及他与马来西亚领导人密谈的手写笔记。

去年12月推出的《〈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The Albatross File: Inside Separation），由国家档案馆和海峡时报出版社联合出版。

梳理《信天翁档案》文件的过程中，最令沈丽群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建国领导人在当年新马分家、新加坡走向独立的关键时刻，展现对时局的敏锐分析和战略思维。（郑一鸣摄）

书中收录《信天翁档案》中23份解密文件、10位建国元勋和关键人物口述访问的逐字稿，并刊载历史学者、新加坡社科大学校长陈大荣教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荣誉院士刘坤华博士对这本书的导论。

新书主编沈丽群（Susan Sim）日前接受《联合早报》访问，忆述当初翻阅原版《信天翁档案》这份珍贵文物时，还是难掩振奋之情。她曾当过警察、内部安全局情报分析员、《海峡时报》驻外记者、外交官和反恐顾问，编书的过程中，她充分施展了查证与搜寻资料的功力和毅力。

她与《信天翁档案》的缘分，多年前似乎已埋下伏笔。沈丽群也是1996年出版的前律政部长巴克传记《巴克：人民的部长》（E W Barker: The People’s Minister）的作者。巴克负责起草1965年新马分家法协议，曾与吴庆瑞代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领袖在吉隆坡敲定协议内容。

为了写这部传记，沈丽群曾翻阅大量资料，包括历史学家吴凤宁博士撰写“Leaders of Singapore”（《新加坡的领袖》），以及吴庆瑞的媳妇陈淑珊所著的“Goh Keng Swee--A Portrait“（《吴庆瑞传记》），她从书中引述吴庆瑞的访谈和口述历史中，得知《信天翁档案》的存在。

2015年，她在回顾我国建国历程的《共创家园》（We Built A Nation）特展中，首次看到《信天翁档案》几份文件的首页，引起她强烈的好奇心。她写信给当局，请求翻阅文件夹，当时没有得到回应。

随着政府数年前启动解密《信天翁档案》的过程，以及就解密文件筹划新书，沈丽群受委为新书主编，她在2021年开始编书工作。

她指出，这本书不能只是集中所有历史文件就了事，还必须是一本深入浅出，让每个人都能读懂《信天翁档案》历史意义的书，包括未经历过新马合并与分家的新加坡人。她编撰的目的，从来不是要告诉读者如何思考，而是通过提供可靠的史料和证据，协助读者对历史做出知情的判断。

《信天翁档案》是由建国元勋吴庆瑞博士在1964年所创建，随后大约一年里，他陆续存入同新马分家相关的内阁秘密文件与备忘录，以及他与马来西亚领导人密谈的手写笔记。（档案照片）

梳理《信天翁档案》文件像在做鉴证科调查

梳理《信天翁档案》文件，有时像在做鉴证科调查。例如，档案中有些文件和内阁备忘录没有注明日期，她须根据史料推断它们是在什么时候写的。

每当文件或口述历史提及某个日期，或一些较不为人所熟知的人事物，她会尽量查找原始资料、旧报刊或书籍，甚至写信询问政府机构，目的是核实查证，再通过书中注脚补足信息，为读者提供较全面的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建国元勋在1980年代初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过境迁，有些人对细节的叙述不仅不同，有时还相互抵触。这种情况下，沈丽群会在注脚中指明某件事有不同说法，但也提供经查证的史料，协助读者做逻辑评断和解读。

设在国家图书馆大厦10楼展厅的“《信天翁档案》：解密独立史”常设展览，以《〈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多媒体方式讲述新马分家过程，于去年12月开幕。（档案照片）

从历史大局看，有些人或觉得，细微末节未必很关键，但沈丽群认为，应尽所能确保准确。

“这是我们历史的关键时刻，搞错一个细节，人们可能会对其余的陈述存疑。”

正是这番慎重的态度，促使篇幅约500页的《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有800多个注脚。约一半是沈丽群用来解释历史背景，其余是两名学者借以说明导论资料的出处。

纵观《信天翁档案》文件，令沈丽群印象深刻的，是新加坡建国领导人当年对时局的敏锐分析和战略思维。

其中例子包括相信是在1964年7月中，时任总理李光耀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他分析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的政治局面，指出须抗衡“两大祸害”（twin evils），即当时在马国掌政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所实行的种族政治，以及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相信是最早收录在《信天翁档案》的一份文件。

年轻人若想了解新加坡国家与社会特征如何形成，尤其是早期的种族暴动对建国一代新加坡人和领导人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沈丽群认为，《信天翁档案》是一个好的起点。

“档案中的会议记录、内阁文件，是李光耀和他的内阁同事60年前所写，反映他们在当年的关键时刻所做的取舍、所持有的希望与恐惧，很大程度能解释新加坡人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身份认同……我们的民主制度是经历过烈火洗礼而产生的，建国一代人对此有亲身的体会，明白种族宗教和谐不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不断努力在维系的。”

配合今年城市阅读节，沈丽群将在《信天翁档案：揭开新马分家内情》座谈会上，与海峡时报出版社负责人陈澄子（Sumiko Tan）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