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具备收集庞大历史数据的能力，但思考如何提出正确或无人曾触及的问题，是人类有别于机器的最大优势，也是人类能借助人工智能获取无限新知与探索未知的关键能力。
国际知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说， 人工智能集结庞大信息量，为最艰涩的问题提供答案，即便这些答案不完全正确，也有激发新的问题和更深入的知识探索。因此，他鼓励年轻一代敢于提出前所未思的问题，且应不断提问。
今年10月将迎来96岁高龄的王赓武教授，在星期四（5月7日）“城市阅读节2026”举办的自传《无国界：穿越岛屿与大陆的旅程》新书分享兼英文交流会上，回答听众的提问时，分享自己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看法。主持交流会的是《联合早报》旗下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主编周雁冰。
王赓武说，现今对大学的教学与研究要求，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得更高、更严苛。19世纪之前，大学多是为神学或医学等特定专业设立的，目的是培养相关人才；19世纪之后，大学逐渐转变为教授所有学科、试图囊括一切知识的学府，后来演变成许多政府重要的科研机构。
在政府大力资助下，大学成为了为国家服务的“知识生产机构”。教授们积极争取掌握最前沿和最尖端的知识，不再只是上上课、做点研究，而是相互竞争。与此同时，他们也肩负着培育能从事高端科研的年轻人的责任。
阐述历史学家局限性 思考邓小平“幸存之谜”
王赓武也阐述了历史学家的局限性，“长久以来，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你会发现，我们听到的故事，其实永远不是全部。被写进历史的是胜利者的叙述；失败者的故事，很多时候就此被抹去、被遗忘。”
他指出，历史学家的作用，是根据现有可翻阅的资料去解读过去的事件。虽然档案或历史资料会因政治或其他目的被选择性地保留或摧毁，但当新的档案或资料出现时，历史学家就应重写历史。此外，历史学家也有责任出面指正与史料不符的说法，特别是被利用成政治渲染工具的说辞。
王赓武曾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居住过，其中在新加坡的时间最长。他打趣说，当年从澳大利亚搬到新加坡定居，是妻子的决定。不过待久了，他愈发体会到新加坡地理位置的独特优势及发展为枢纽的潜力，让他能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在新加坡能自由地做学问。
历史上常有许多未解的谜团，对王赓武来说，邓小平如何在毛泽东主导的政治环境下幸存下来，是他百思不解的一个谜。邓小平几乎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在经济上推行了与毛泽东的理念截然不同的改革。
“一个像毛泽东那样可以摧毁无数人的领导者，为什么没有把邓小平也一起摧毁？我也曾想过，是否周恩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但我并不认为，单靠周恩来就一定能保得住他。”
20世纪后期，主导中国开放的邓小平在长达7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历经“三起三落”，这些起伏与毛泽东有关。其中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因被视为“走资派”代表之一，在毛泽东清除“走资派”和“反革命分子”的行动下被对付，下放到工厂工作。1973年，有说法指邓小平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重新回到领导岗位。邓小平后来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次失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