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我跟你讲，今天早上我走过我家电视机的时候，都要high alert（指军人将步枪抬到胸前，透过瞄准具缓缓扫视前方，慢步向前，高度戒备的作战状态）......”
多年前，红蚂蚁跟军中同袍一同观看日本恐怖片《午夜凶铃》，隔天见面时，同袍发出上述感慨，明显心有余悸。
这背后的原因，便是电影里的女鬼贞子“从电视机爬出来”的一幕太过吓人，让平凡不过的电视机无端端与“恐怖”二字挂上钩。
把电视机和录像带这些家庭影音设备跟恐怖情节编写在一起的，便是5月9日病逝的《午夜凶铃》小说原作者铃木光司。这部作品于1991年在日本推出后，成为畅销经典，随后于1998年由导演中田秀夫改编成同名电影，不仅掀起席卷亚洲的恐怖片热潮，也成为影史经典之一。
整体来说，新加坡观众还是挺喜欢恐怖片的，无论是香港的《僵尸先生》系列，乃至泰国的《鬼妻》（Nang Nak）和韩国的《尸速列车》（Train to Busan）等作品，在新加坡都获得不错的反响，后者更创下535万元的票房收入。
这些作品的成功，至少说明恐怖片在新加坡是经过反复验证的商业类型。
观众爱看恐怖片，新加坡民间也不乏素材，但新加坡制作的恐怖片当中，大家现在还记得的，恐怕不多。这种落差，本身就有点诡异。
首先，这并不完全是市场问题。恰恰相反，恐怖片向来是低成本、相对不依赖明星与特效的类型，更适合小市场。从商业逻辑看，它甚至应该是更容易起步的选择。
其次，这也未必只是人才或技术的不足。本地不是没有创作者尝试恐怖题材，但多数作品都没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拉萨尔艺术学院美术、媒体与创意产业学院院长Adam Knee在2020年发表于《亚洲电影》（Asian Cinema）期刊的一篇论文，在1990年至2020年间，由新加坡电影公司制作，或是与外国电影公司联合制作的恐怖片或涉及超自然主题的电影，便多达51部。
论文也指出，这些电影不仅探索了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和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等课题，主题方面也涵盖了本区域的一些灵异迷信，甚至与军队或警队有关的怪谈。
这些都是新加坡观众熟悉的元素，但新加坡观众似乎对本土恐怖片不太感兴趣，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恐怖片真正令人感到害怕的，其实是它们挑战观众直面内心的恐惧，血腥和鬼怪反在其次。
以《午夜凶铃》为例，电影里头披头散发的女鬼贞子再可怕，不久后还是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网上“对付贞子”的各种梗图和视频，就包括在她从电视机爬出来之前，赶紧把电视转向窗户，让她瞬间坠楼，或是启动一台大型电风扇，摆在屏幕前，让扇叶卷住她的长发，硬生生把一个索命的厉鬼“玩坏”。
但《午夜凶铃》以录像带作为“凶灵”载体的叙事，便有影评人解读为比喻人类内心深处对科技的畏惧。电影中，贞子之所以成为充满怨恨的凶灵，也是因为遗传了母亲的超能力后被视为怪物，后来还被深深厌恶她的父亲注射病毒，打入井中。
恐怖片探索的真实题材，其实正是死亡、家庭创伤、道德失序这类课题，往往触及社会最不舒服的部分。
或许是新加坡观众并不真正排斥恐惧，只是更习惯在“安全距离”之外观看。我们热衷于走进电影院，沉浸于日本或他国社会所想象出来的恐惧，却不习惯把镜头转向自己的阴影。
当一个社会习惯于观看别人的恐惧，却很少直面自身的不安，这种文化心态本身，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