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常见的民间信仰“土地公”尊神原来是“移民”;“土地公”下南洋后转入屋内供奉,户外就改用了形象相似但穿上马来服装的“拿督公”;甚至也有了“拿督婆”“拿督妈”“拿督姐”等女性神明。

不仅如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半山芭有一个神龛内,华人信仰中的观世音和拿督公并坐。据说,神龛在1969年马来西亚“五一三”事件时,庇佑当地人逃过劫难。后来有信徒梦见拿督公。拿督公说想要与华裔女性通婚作为报答。当地人发挥想象力,在拿督公旁安置一尊观世音。到现在,信徒每星期为祂们替换新花圈,以示夫妇。

张吉安:新马“拿督公”演变 从“移民”到多元共融的文化象征

电影导演兼乡音考古工作者张吉安通过拿督公的演变过程,在《联合早报》于星期天(5月17日)主办的“城市城事”文化论坛上,以“乡野传奇·众神守城”为题,讲述了新马民间信仰的草根精神价值、文化流动性以及民间的民族包容共融性。

他说,土地公的原型人物是源自周朝为民服务的清官张福德。张福德死后,当地人为他立像,变成了福德神。祖辈从中国南来新马后,本来坐在门口的福德神,从户外搬入客厅,户外就得另寻一尊神来守护,拿督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

因此,拿督公与土地公有异同点。二神同样以黄色为主,一手都持有金元宝,象征财富;不同的是,土地公穿着中国服装,拿督公则穿着马来武士服装。张吉安说,土地公是祖辈迁移他乡后,想象并重构的民间信仰,而拿督公则是信仰“入乡随俗”后的迁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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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也有拿督妈拿督姐 展现草根群众想象力

他解释说,在民间信众眼里,拿督公不仅守护着田园山林、社区,也守护了树木和石头,传达了东南亚常有的“万物皆有灵”的思维;拿督公也和土地公一样,有拿督婆、拿督妈、拿督姐的女性角色。这些展现了草根群众的无穷想象力,也反映了当地人对文化通融并存的精神,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观世音“嫁”给拿督公的实例。

为了报答拿督公庇佑之恩,当地信徒买了一尊华人信仰的观世音,安置在身穿马来服装的拿督公旁。这奇特的神明“异族通婚”景观,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包容及丰富想象力,也是民间信仰的精神价值所在。(受访者提供)
为了报答拿督公庇佑之恩,当地信徒买了一尊华人信仰的观世音,安置在身穿马来服装的拿督公旁。这奇特的神明“异族通婚”景观,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包容及丰富想象力,也是民间信仰的精神价值所在。(受访者提供)

张吉安说,拿督公是新马华人集体构建的迁移印记,是共创的有形文化遗产,因此他建议两国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拿督公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张吉安的父亲是解降师,他自小就在满屋神明中长大。因此常被问及会不会解降头或有没有看过鬼。起初,他觉得这是原生家庭带来的负担,但随着接触了电影和人类学后,他开始接纳这个身份,甚至把他理解的降头拍成电影。

当观众问他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时,他认为,民间信仰对当代人来说,是重要的精神力量和依靠,现代人不应以高姿态或知识高层次去批判它落伍或不入流。相反的,应以旁观者的体谅态度去理解,并肯定它的草根价值及人文精神。

有观众提到年轻一代对民间文化漠然的困境,张吉安建议,以制作成动画片、装置艺术等有趣的方式去展现民间文化,或许能更吸引年轻人去体验。

沈嘉禄:梳理历史脉络 正视发展课题

优化人居环境不只是提升硬件设施,民众精神和文化层面塑造着城市的内在肌理。城市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梳理历史的脉络、正视发展课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城市的未来。

作家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者沈嘉禄,以“上海城市焕新面临的机遇和困惑”为题,在《联合早报》于星期天主办的“城市城事”文化论坛上,梳理了上海近代以来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剖析城市管理背后的人文逻辑和时代课题。

作家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者沈嘉禄(左),以“上海城市焕新面临的机遇和困惑”为题,在论坛上和观众分享了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特性和挑战。分享会的主持人为《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王舒杨(右)。(李冠卫摄)
作家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者沈嘉禄(左),以“上海城市焕新面临的机遇和困惑”为题,在论坛上和观众分享了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特性和挑战。分享会的主持人为《联合早报》影音群主任王舒杨(右)。(李冠卫摄)

他说,城市环境并非单纯的自然或建筑改变,而是深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中国,这种影响尤为突出。而城市管理也不应仅限于道路、桥梁等硬件设施。

等意识到的时候 一切已经改变了

“实际上居住环境的改变,对人的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上的改变或影响,是最为深刻的,但是它往往被一些人忽视,因为人们更关注自己的实际生活,对环境的感知是后知后觉的,等意识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沈嘉禄结合大量历史照片,从明清时期上海的城墙建设、早期格局谈起,分享了《南京条约》后,上海成为五大通商口岸具备的发展和地理优势,例如上海允许领事馆与老城区混居,体现了上海具包容性的市民文化。

他说,虽然主流认为租界是“丧权辱国”的体现,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带来了移民权、工作权,拓展了个人发展的机会,同时租界也是了解西方政治制度、文明、现代化的窗口,加速了城市的现代化转型和发展。

现代城市的发展往往面临着,旧城改造、历史风貌保护、土地和住房等挑战,居民的动迁又催生出城市空心化的问题。

他举例说,在1950年代,上海有9200多条弄堂,经过多轮改造,到2010年时仅存1500条左右,大量历史建筑被拆除,破坏了城市的历史肌理和人文生态。因此,政策也从“拆改留”转向为“留改拆”,并且划定64条永不拓宽马路,以及多处名人故居加以保护。

此外,他也提出担忧,在城市更新发展过程中,优质地块建设高品质住宅,吸引富人阶层入住,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也随之向此倾斜;而动迁至郊区的普通居民虽居住空间得到改善,但处于城市边缘,与城市核心区脱节,使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形成阶层化的割裂。

陈威仁:微观一条街,窥见城市丰富与复杂

城市学作家、亚洲文明博物馆前馆长陈威仁2012年旅居纽约期间,用四个月记录一条街道的变迁,从微观世界所蕴含的故事和细节,去呈现整座城市的丰富与复杂性。

陈威仁星期天在《联合早报》主办的“城市城事”文化论坛上,以“百看不厌一条街”为题,分享他的城市观察心得。

亚洲文明博物馆前馆长陈威仁(左)星期天在“城市城事”文化论坛与公众交流的环节中,畅谈他游走和记录世界各大港口城市所见所思。右为主持交流会的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副社长韩咏梅。(李冠卫摄)
亚洲文明博物馆前馆长陈威仁(左)星期天在“城市城事”文化论坛与公众交流的环节中,畅谈他游走和记录世界各大港口城市所见所思。右为主持交流会的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副社长韩咏梅。(李冠卫摄)

陈威仁2010年辞去政府部门工作,到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攻读城市与社会学硕士学位,间中旅居纽约。他笑称当时觅职不顺,干脆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时他住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怀斯大道(Wythe Ave),每隔几天步行15个街区到超市买菜。这个不起眼的街道在转型,正逐渐中产阶级化(gentrify)。

100种视角拍摄纽约街道 引人思考城市构造与运作

他于是以100种视角去拍摄,记录下日常细节,如人行道、门牌号、十字路口,街头艺术,拆除的建筑和新建的公寓、灯柱墙上涂鸦与海报,甚至垃圾和狗屎,再通过博客(100waystosee.com)呈献一个结合艺术、数码媒体、摄影与城市学的视觉展。

人们想到城市,往往只看到宏伟的大厦,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引发人去思考一座城市的构造和运作、丑陋肮脏一面及哪些人是无声的人群?

他从平凡、简单的细节中看到这座城市的美。“城市人的无限想象力和创意在一条街上生长,而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庞大艺术品。”

综合所有细节,陈威仁试图感受纽约的精神。“它是富有动力……坚韧不拔,这是一种街头的精神,很民主很真实。丑陋中有精美,精美中有丑陋。它有一种不受约束,一直在演变的城市精神。”

他也把这些观察延伸到新加坡,思考我们这个向来有条理且整洁城市的特质,那就是:一座城市如果显得混乱和难以预测,代表着活力还是堕落?

陈威仁在与公众交流环节中,谈及对本地的观察时说,他发现新加坡人对优质生活和高层次文化的追求,近年与纽约越来越像。他认为,安定可靠对纽约来说,未必是最重要的精神,而新加坡须以稳定为优先,显得较整洁安全,有别于纽约街头凌乱中所呈现出一种更明显由民间自发、自由表达的精神。

记录纽约街头变迁的项目,对他接下来的工作与写作有深远影响。他在2012年至2016年走遍40多个城市,捕捉街景和历史建筑等镜头,探索港口城市的精神和联系。

他撰写的《亚洲伟大的港口城市:历史篇》在前年出版。2016年,陈威仁出任亚洲文明博物馆及土生文化馆馆长,以新加坡作为一个港口城市为框架,对博物馆收藏的主题、范围进行重构,鼓励人们思考作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

他2024年卸下馆长职务后,回到漫游城市的生活,如今侧重中东和东非的港口城市。“(城市)包容无限的机遇,我们只要睁开眼睛,好好去看,好好去找,就会发现,城市给我们的是无限的选择。”

姚仁喜:城市是一张羊皮纸 场所精神造就独特性

由天、地、人元素融合而成的“场所精神”,能让建筑拥有独特性。对台湾知名建筑师姚仁喜而言,如果在城市设计中,只追求机能和效率,而忽视城市的场所精神,城市就会变得没有根、没有记忆,也没有可辨认的面貌。

“因此对于建筑师而言,理解场所精神不只是设计的前提,也是面对土地跟历史的一种谦卑。”

姚仁喜星期天在《联合早报》主办的“城市城事”文化论坛担任演讲嘉宾。他以挪威建筑师诺伯舒兹所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为主题,分享城市如何被自然塑造、被时间书写、被人的记忆和想象不断重构,宛如一张被不断擦去又重新书写的珍贵羊皮纸。

台湾著名建筑师姚仁喜(左)在“城市城事”文化论坛分享他对城市场所精神的理解和践行。他过后与另外三位主讲嘉宾对谈,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右)担任主持人。(张俊杰摄)
台湾著名建筑师姚仁喜(左)在“城市城事”文化论坛分享他对城市场所精神的理解和践行。他过后与另外三位主讲嘉宾对谈,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社长李慧玲(右)担任主持人。(张俊杰摄)

姚仁喜以古欧洲的羊皮重写本(Palimpsest)比喻城市,因为城市也不是在空白上建造的,而是在既有的土地、河流、街巷、房屋与生活记忆上反复书写而成的。旧时的痕迹也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墙面的痕迹、人们的习惯,甚至某种难以诉说的味道”留存。

城市是活着的过程 一边失去一边保留

“于是城市并不是一个完成品,而是一个活着的过程。它一边失去、一边保留,一边更新、一边记忆,一边重构,一边把人们悄悄带到未来。”

秉承着对城市过去的尊重,姚仁喜在设计建筑时,格外重视重写羊皮纸的过程。例如,他在设计即将完工的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南馆时,选择了开辟地下空间,温和地托举起三座被保留的老房子,以仿古建筑风格融入其中,让古与今彼此照看。

前两年完工的新北市美术馆,则以现代的设计和材料建成,大胆地与原本优雅的老街坊形成鲜明对比,“羊皮纸上的旧痕迹没有被掩盖,而是重新被转移成为一种强烈的当代的表达”。

姚仁喜也说,虽然每个人生阶段喜爱的城市不太一样,但综合来说,像羊皮纸一样经过很多世代反复擦去重写、痕迹也多少得以留存的城市,就会很有意思。

“身处这样的城市,比较容易感受到它的经历,它的场所精神……城市不只是眼前的建筑,也不只是道路跟基础设施,它是一种厚度,一种被生活反复摩擦出来的光泽。

“城市如此迷人,(正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一次定义的物件,而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有真实的土地构成,也有不可见的心理来构成。”

现场观众踊跃提问,有些询问他为过往作品注入的巧思,有人好奇他对新加坡的城市场所精神的理解,也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建筑师职业可能养活不了年轻人的悲观看法。

对此,姚仁喜倒是相当乐观:“我想我们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悲观,甚至在很好的时候也很悲观,不过你跟他们说,无须担心这个行业,从几千年前有巢氏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失掉,所以一定还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