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内部设有“红绿灯”?面对迅速普及的人工智能,法院通过“红绿灯”框架来规范人工智能的应用。举凡涉及决策的事务,坚决“亮红灯”,绝不交由人工智能代劳。划入“绿灯”区的则包括已在小额索偿庭推行的翻译和案件摘要功能,计算离婚案赡养费也可能纳入人工智能可辅助范围。

大法官梅达顺配合本地法院成立200周年,上星期五(5月22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感叹,难以相信人工智能在进入人们生活不过短短三年多,便已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他说,人们常倾向于将人工智能看做人类,但他认为更有效的方式是根据它的能力、功能和潜在的应用场景拆解看待。

从这个视角出发,法院通过“红绿灯”模式来评估和整合人工智能工具。目前,所有“决策”类事务,全划入“红灯”区域,坚拒人工智能“插手”。

大法官说,司法的核心并非单纯处理信息或给出答案,也在于得出结果的过程。这包含了法官的独立思考,对情感、青春冲动等人性特质的理解,对道德和价值观的裁量。“当事人受审时,希望情感和处境能被理解,而这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复制与取代的。”

另一个处在红灯区域的是预测案件结果。若让人工智能预测一起案件的胜算,无论结果准确与否,都有可能妨碍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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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值得审慎评估 “绿灯”加速推进

“黄灯”区域则是法院仍须谨慎评估的方面,这包括让人工智能协助无代表律师的当事人整理和起草论点,以及总结提交给法庭的长篇文件。

大法官举例说,虽然人工智能擅长摘要,但若用人工智能将500页陈词浓缩为不到100页,极易引发当事人对“摘要是否准确和充分”的衍生争议;而当事人认为值得用上500页来阐述的内容,法庭却只阅读100页摘要,又是否可行?因此,法院目前并未批准这类应用。

“绿灯”区则包括:法院已在小额索偿庭推出的人工智能翻译和案件摘要功能,以及法律网(LawNet)上的人工智能辅助检索等功能。下一阶段,法院希望开发能一步步引导当事人系统化上传相关证据的平台,以及由人工智能协助总结案情。如此一来,用户在上传文件时不会一股脑儿把所有证据“丢入”一处,而是有序地上传证据,对当事人和法庭都有帮助。

另外,离婚诉讼中的赡养费定额得靠数据做出判断,未来或可由人工智能算法提出合理建议。若双方接受,便可纳入庭令。若有一方不同意则交由法官审理。但最终若未能争取到比人工智能建议更好的结果,当事人可能须承担诉讼费。

法院内部也鼓励法官使用人工智能辅助法律检索或查找数据库,但禁止用来起草判词或总结呈交给法庭的文件。

至于律师和当事人,法院并未针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制定事无巨细的监管细则,因为铺天盖地的监管并不实际也很难全面涵盖。与其白费力气,不如制定原则:提交者必须对呈交给法庭的所有内容负责。律师本就有义务核实文件的准确度和完整性,绝不能拿人工智能当挡箭牌。

人工智能不该成为弱势群体诉诸司法的门槛

当然,使用人工智能也有风险。它给出的答案往往看似极其可靠,让人放松警惕并产生过度依赖。“数码鸿沟”也是另一风险,人工智能不该成为不会使用技术的弱势群体诉诸司法的门槛。

大法官指出,法院将继续投入资源培养处理人工智能的知识、熟悉和熟练度。“不光是学习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理解它的局限及无法做到的事,才能在应用时始终保持警惕谨慎。”

我国法院体系与法律制度200周年庆,大法官对能够参与这段旅程深感荣幸,并为新加坡建国以来成功完善所继承的司法系统而自豪。未来,法院仍须持续维持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让司法更可及,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并保障法律界代代人才辈出、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