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性质正在深刻演变，超越了地理、军事力量以及时空的限制。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指出，各国的应对措施也必须随之调整。
陈振声星期天（5月31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最后一场全会上发言时，阐述我国对冲突性质演变的观察，以及各方该如何调整和适应。
首先，现代冲突不再是地理上的孤立事件，而是跨越国界的军事、经济、信息和网络高度互联，例如在东欧和中东发生的冲突，已经严重扰乱这些地区以外的供应链。
其次，过去的常规冲突主要由军事力量决定，但今天的冲突反映了多维权力的相互作用。陈振声举例：“这包括经济杠杆的武器化、争夺叙事主导权，以及诉诸法律战来重塑全球规则和规范。”
第三，冲突不再仅仅关乎昨天或今天的争端，更是为未来的竞争设定框架。这不仅涉及对信息系统、能源网络和水资源等关键生命线的控制，还牵涉各国所面临的“监管悖论”挑战。
“监管悖论”指的是各国在应用新技术并试图制定有效护栏时，面临监管时机上的两难境地。如果监管过早，可能会面临扼杀创新的风险；但如果监管过晚，某些不完善的规范或行为模式，可能已经根深蒂固，变得极难逆转。
对此，陈振声强调，各国的应对措施必须做出调整，应当坚持原则与规范、建立更多灵活重叠且基于议题的合作网络，以及通过维持国内的良好治理，作为国际合作与对话的基础。
陈振声说，一个缺乏强大机制，凡事都以交易视角看待的替代世界，只会让所有人陷入窘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规则与规范尤其关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保障了关键海峡的过境通行权，这对于维持全球商业、能源和数据管道的开放与安全至关重要。”
他也指出，作为现有多边合作体系的补充，各国应该建立更多灵活、重叠且基于具体议题的合作网络，这类合作联盟可以在网络安全、军事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关键水下基础设施的保护，建立信任并开展切实合作，一个例子是星期六（30日）推出的《水下基础设施防务交流指导原则》。
至于国内的信心和社会凝聚力，则是政策延续性和国际合作的先决条件。陈振声分析，如果社会充满焦虑和不信任，领导人在国外的谈判空间就会受到挤压，因此有必要抵制短视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通过解决国内挑战来建立信任，从而使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更具信誉和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