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宜机场的客流量在去年4月到今年3月间，达到7040万人次，创下12个月最高客流量纪录。
更多人在樟宜机场穿梭来去，按理说用水量应该上升，对吗？未必。
根据樟宜机场6月16日发的文告：
在同一时期，樟宜机场的耗水量降至232万立方米，低于2018年4月至2019年3月、樟宜机场集团展开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项目前的基准数字，即307万立方米。所节省的水量，足以填满300多个奥运标准游泳池。
同一天，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第11届新加坡国际水资源周的部长级对话中，也指出几乎同样“反直觉”的一点。
她说，新加坡要推动经济增长，但不能让用水量等量上升。也就是说，两者必须“脱钩”。
她以工业用水为例说，重要的不是建造更大或更新的废水处理厂，而是要求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半导体厂、制药厂和数据中心，就地回收废水，进而增强整体的水供韧性。
结合樟宜机场耗水量的下降，传递出来的信号愈发明确：
在新加坡，用水不再是只能随规模增加的“被动成本”，而是可以主动管理、甚至压低的变量。
“就地回收废水”也是樟宜机场节水的策略之一，例如把空调冷凝水导入机场冷却塔再利用，年节水量就超过1万立方米，约等于四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量。在第四搭客大厦，回收的冷凝水可用来冲马桶，每月新生水用量因此从500立方米降至18立方米。
换句话说，机场并不只是节约用水，而是在重新设计用水的方式。
这一点可说相当关键，因为真正给水资源带来压力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需求增加时，耗水量是否就一定要随之上升？
一般人可能会很直观地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人多了，用的水怎可能不增加？
然而，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天然水源匮乏的城市而言，这个答案显然难以让人接受。
新加坡为了克服水源短缺的问题，采取“四大水喉”策略，即靠蓄水池收集雨水、从马来西亚购水、生产新生水和海水淡化。
但水源再怎么增加也有个顶限，更何况生产新生水和海水淡化属于高耗能、高成本的制水方式，不仅需要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还会留下更大的碳足迹。
新加坡的水源策略走到了“开源”阶段，如今更要进一步“节流”，而改变正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生，例如管线的设计、数据的监测，以及水资源的回收等。
樟宜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能在峰值运营下压低用水量，显示节约用水已不再局限于个人层面，而是演变为制度化、常态化的能力。
最能代表新加坡如何重视水资源的一句话，还是建国总理李光耀2008年说过的：“在活命水面前，其他政策都得下跪”。
从采用“四大水喉”来扩大水源，到今天以不同的方式“节流”，新加坡正在一步步把水资源掌控在手中，确保在水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国家仍能继续运转，却不一定要消耗更多。
当用水不再理所当然地随着规模上升，新加坡的水资源管理才算真正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