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律师持续流失，并非源于个人抗压能力不足，而是法律工作结构、职场文化、客户要求、法院时间表，以及法律教育等多重因素共同引发的系统性问题。
最新发布的《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Legal Profession Sustainability Study）指出，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由整个法律生态共同推动改革，包括律师事务所、客户、法院，以及负责法律教育、执业资格审核和行业监管的机构。
这项由已故新加坡律师公会前会长陈锦海生前倡议、于6月23日（星期二）发布的研究，呼吁相关方加强协作，并采取更系统性的措施共同应对问题。
陈锦海在2022年司法年开幕礼上致辞时说，2021年有538名律师未更新执业执照，较前一年增加30%。年轻律师正面临离职人数创纪录、入行人数减少所形成的多重压力。
律师公会随后委托研究咨询公司Anthro Insights展开调研，对855名律师及前律师进行159题问卷调查（七成受访者年龄在40岁以下），并与31名前法官、法学学者、律师及转行律师进行38小时深度访谈。
这个历时四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指出，律师离开律所与最终离开法律行业的原因并不一致。
不良职场文化是导致律师离开律所的主因，包括缺乏安全表达意见的环境、职场欺凌、缺乏主管指导，以及无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心理健康受损则是促使他们离开法律行业的重要因素，并往往是专业认同减弱的重要信号。
调查显示，每五名律师中就有一人达到严重焦虑的标准；近36%处于中度或重度焦虑水平。
抑郁问题同样普遍，约三分之二律师出现轻度或以上的抑郁症状，近19%达到中度或重度水平。
报告指出，多数律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对日常生活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约14%表示焦虑和抑郁症状令他们在工作、家庭或人际关系上面对很大，甚至极大困难。
报告否定年轻律师“缺乏韧性”的刻板印象，认为人才流失主要源于结构性问题，如工作量繁重、心理安全感不足，以及早期职业设计失衡，而非世代或性格因素。资深律师对新一代的批评，反而揭示行业长期存在的制度缺陷。
报告强调，人才流失并非单一机构的过错，压力在客户期待、法院时间表与计费模式间层层传递。
报告提出六项核心建议，包括通过调查评估“先诊断后开方”，找出律所真实痛点再对症改革；将行业可持续性视为共同责任，推动法院、律所、客户及学术机构共同调整时间表与计费模式；重构早期职业发展，延后专业化并增加轮岗；以及将师徒制融入日常工作并纳入绩效机制。
同时，报告建议系统性衡量员工心理、生理及社交健康，使管理如同财务指标般严谨，并强化从教育到执业的衔接。随着人工智能逐步接手基础文书工作，法学院须转向培养判断力与适应能力，并协助毕业生建立更符合现实的职场期望。
律师公会会长、高级律师陈清汉教授指出，研究揭示导致受访者离开律师岗位的体制与文化压力。虽然研究未能全面呈现促使许多人继续留在法律界的各种积极因素，但它提供了一个数据参考，凸显出全行业有必要采取行动，进一步增强律师的福祉与韧性。
跨代律师组成工作组 推动后续改革
随着研究发布，律师公会已成立“年轻律师成就与可持续性工作组”（Task Force on the Fulfilment and Sustainability of Younger Lawyers），推动后续改革工作。
工作组由跨代律师组成，将围绕职场文化、心理健康衡量及早期职业结构改革等五大方向，与律政部、司法机构和新加坡法律学会等利益相关者协作。
法院、律所、客户三重压力 报告揭法律行业倦怠根源
法院紧迫的办案时限、一些律师事务所根深蒂固的高压文化，以及客户对律师全天候待命的要求，构成法律行业的“三大重负”。
最新发布的《法律专业可持续性研究》指出，这些长期存在的制度问题，不仅推高律师的工作压力，也导致不少人选择离开律所，甚至彻底退出法律界。
重负一：法院制度与庭上文化
报告指出，为清理1990年代积压的案件，法院当年建立的紧迫时限文化延续至今。
缺乏弹性的时间安排、以案件处理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指标，以及部分法官强硬的庭上作风，令律师长期承受高压，也让不少年轻律师对诉讼工作却步。
曾有一名怀孕的资深律师因预产期与审讯撞期，向法院申请召开审前会议协调日期，却被告知“日期已定，若首席律师无法出席，请另作安排”。
也有律师反映，司法人员在庭上“斥责、嘲讽、贬低甚至辱骂”律师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常态，更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不过，法院与业界始终未展现整治这类行为的决心，进一步加剧律师的倦怠感。
重负二：律所职场文化与权力失衡
报告也点出律所内部的高压文化和权力失衡问题。
有律师忆述，自己在手术后刚从麻醉中醒来，便致电资深律师要求延后提交文件，对方却回应：“那是你的问题。”挂断电话后，他决定离开法律界。
一名律所合伙人要求员工晚餐后继续加班，却在深夜11时醉醺醺返回办公室，见员工仍在等候时哈哈大笑。
还有合伙人凌晨3时召下属回办公室，与美国客户进行所谓“重要通话”，结果并无实质内容，最后仅以一句“哈哈哈，不好意思”带过。
此外，也有律师投诉主管情绪失控，辱骂下属甚至摔东西；个别涉及言语霸凌或近乎性骚扰指控的合伙人，则因能带来业务而未受到处分。
重负三：客户全天候要求与计费制度
报告指出，客户期望律师全天候待命，工作经常侵占年假和病假，再加上国际律所竞争带来的长工时文化，进一步推高行业压力。
有律师说，休假期间未即时回复信息，可能被贴上“懒惰”或“不可靠”的标签。一名初级律师直言，律师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律师，超时工作不应被视为敬业的表现。
传统按工时计费的模式同样备受批评。初级律师往往无法控制被分派的工作量；资深律师则认为，这套制度反而惩罚效率——凭借20年经验在15分钟内完成的工作，只能按15分钟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