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爆红后引“侨批热”，本地就有八旬长者经历过从收侨批到帮工友写侨批的过程，直到上世纪90年代，侨批才逐渐被长途电话取代。
《给阿嬷的情书》在本地热映，这部以侨批串联跨世代情谊的电影，也让许多观影的年长公众唤起过往对侨批的记忆。《新明日报》访问多名接触过侨批的国人，以不同视角回溯。
今年82岁的张文进，1944年出生在福建晋江的东石镇，1957年随着母亲和弟弟来新加坡与父亲团聚，是如今少见的既收过侨批又写过侨批的历史见证人。
张文进的父亲张孙铙于1938年首次“过番”，二战前夕回到中国，直到1947年又再度前来新加坡，在加冷盆地从事造船业，以建造舯舡为生。
张文进说，小时候与父亲分隔两地，对他的印象主要来自每两三个月从新加坡寄来的侨批，除了给家人汇款100到200叻币（新元的前身）之外，也向家中老小报平安。
“当时，信局的人骑着脚踏车来到村里，挨家挨户送侨批。我们小孩子都会紧随在后，送到自己家里时特别高兴，而读过私塾的爷爷也会用福建话将书信朗读给大家听。”
代写侨批报喜不报忧
1957年，张孙铙申请到公民权后，就将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包括张文进）接来新加坡，留下已出嫁的女儿和长子在家乡。母子三人经泉州辗转到汕头后乘坐客货轮，漂洋过海一星期才抵达新加坡。
张文进在加冷一带的“泉结诚”估俚间（即苦力合宿的地方）落脚了三四年，期间入读爱同学校。温书之际，有时也会收到工友叔叔的要求：“小伙子，你可以帮我写信吗？”
在他人指导下，张文进逐渐学会写信的格式，并将工友们的口述转写成文字。他仍清晰记得，工友们都报喜不报忧，也有的工友时隔多月才收到至亲去世的噩耗，而当场情绪崩溃。
至于张文进自己家里收藏的侨批，则主要由他的父亲执笔。张文进说，直到90年代以后，侨批才逐渐被长途电话所取代，如今演变成用手机来传短信等。
张文进在中国的大姐仍健在，他也时常用微信跟中国的亲人问好。他就说道，相对以前“纸短情长”、每几个月才能收到家书的年代，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够联络彼此，心中无需一直挂念。
完整报道，请翻阅2026年7月9日的《新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