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鱼以低价抢占本地市场，本地渔场即使采用高科技提升效率，也难以扭亏为盈；而那些依靠木桩支撑、架设于海上的传统奎笼，更是在时代浪潮中显得摇摇欲坠。如今，本地仅剩三家持牌奎笼，这门曾养活一代人的行当，或许即将在下一波浪涌中沉入历史。
奎笼是马来语“Kelong”的译音，指建在近海水域的木屋，既用于捕鱼，也为渔民遮风挡雨。1960年代起，随着城市扩张和填海工程推进，渔汛逐渐消失，奎笼赖以为生的经济命脉也被截断。1965年，政府停止发放新执照，埋下这个行业终将走入历史的伏笔。
新加坡食品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现有的持牌奎笼业者可在海域使用权到期后申请延长，但前提是必须优化生产，并可持续达到生产目标。
事实上，随着野生捕捞量减少，加上奎笼的维护成本不断上升，多数奎笼业者早已意识到必须转型，逐步发展成沿海渔场。
食品局说：“新加坡土地和海域有限，面对不同用途需求的竞争，必须确保所有农业空间的使用高效且可持续。”
食品局接下来将陆续推出农业用途海域，供业者竞标，具体细节将在准备就绪后公布。
进口鱼低价竞争 本地奎笼难翻身
阿华奎笼（Ah Hua Kelong）是本地仅存的三家持牌奎笼之一，由72岁的郑奕华经营20多年。占地约50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海上木屋，密密麻麻分布着约90个鱼池，饲养超过70万条罗非鱼与石斑鱼等鱼类。
郑奕华受访时说：“食品局规定我每年须生产17公吨鱼，这个目标不难达成，要我增产也可以。我有鱼，问题是有人要买吗？”
他指出，本地市场竞争激烈，邻国渔场运营成本较低，进口鱼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售。“我一公斤卖8元，马来西亚卖7元；我降价，他们压得更低。甚至有买家一公斤只开价4元。养鱼来亏钱吗？我还要赚钱吃饭。”
若逢农历新年等节庆，买气短暂升温，郑奕华一个月可卖出数千元的鱼；但到了淡季，有时一个月只能进账几百元。这点收入远远不足以应付奎笼一年20多万元的运营成本。
单是人力成本，郑奕华聘请的三名外籍员工，每人年薪约3万元。这三人已与他共事超过八年。
饲料开销也不小，25公斤装鱼饲料每包约55元。郑奕华说：“根本不是算一包饲料能用多久——这么多鱼，一餐三包都不够。”
此外，奎笼结构每年都须检查维修，避免木板长期泡水后腐烂，导致整个木屋坍塌。过去20多年，单是木板成本，他就投入了至少三四十万元。
尽管中东局势近期有所缓和，但油价和饲料成本仍居高不下，也进一步加重阿华奎笼的运营负担，整体成本已较动荡前上涨了约两成。
年年亏损仍不放弃
阿华奎笼每年亏损，缺口全靠郑奕华另一门修理罗厘的生意补贴。尽管明知难以为继，他却没想过放弃。
“就算我要卖，有人想买吗？就算有，条规也不准我转让海域使用权。更何况这些年已经砸进去至少两三百万，说放弃就放弃，谈何容易？”
我国农业空间有限，政府一直倡导借助科技实现生产最大化。但在郑奕华看来，引入科技未必能解决渔夫所面对的实际挑战。
他指出，引入科技的成本太高，鱼又不能卖得太贵，否则可能卖不出去。一些以高科技为旗号的渔场，近年来因无法盈利而相继退出市场。
阿华奎笼的海域使用权还有七年左右，到那时郑奕华也快80岁了。他说，到时候体力肯定比不上现在，不想退休也得退。“经营奎笼，是希望有个远离本岛的地方，可以放松一下，养养鱼、种种花。往后几年能安安稳稳地过，我已知足。”
1940年代奎笼曾占本土海鲜产量六成
1940年代，本地有超过250家持照奎笼，占本土海鲜产量约六成，这些海上木屋曾在新加坡海洋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承载着深厚的人文与历史价值。
2024年，退休公务员夫妇黄吉生和黄梅莲决定结束在乌敏岛近海经营了约20年的奎笼。这个代号“E63”的奎笼每年生产少过10公吨的鱼，不足以赚回200多万元的资金投入。
为避免奎笼文化随着木构拆除而消失，国家文物局早前对“E63”进行数码存档，采用实地考察、口述历史、静态摄影、360度影像、摄影测量及3D建模等多种方式，将奎笼的物理结构与人文记忆一并留存。
文物局受询时说，通过记录“E63”，公众即使无法亲自走访，也能通过线上存档认识奎笼的运作。“存档对有意研究奎笼的研究员和历史学家也有价值。资料足够详尽，有必要时也能利用存档重建奎笼。”
目前，文物局暂无计划为还在运营的三家持照奎笼进行存档。“E63”被选中，是因为它保存得最完好，仍保留机械绞盘、导流围栏（sayap）和单向渔网（bunohs）等传统奎笼的重要元素。
郑奕华认为，保存奎笼的意义在于让后代了解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明白盘中鱼肉并非理所当然，从而更珍惜食物。
“如今端上桌的都是已经切好、没头没尾的鱼。许多小孩吃得出是鱼肉，却不知道在吃哪种鱼。就像我朋友让他孙子画一只鸡，画出来的竟是一块鸡排。社会一直在进步，下一代人对世界的认识怎么可以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