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O水准马来文考试的考场里，坐满了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口试监考教师也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此场内一名年过四旬的大龄考生显得格外突出。她，就是三巴旺西区国会议员傅丽珊。
当年，傅丽珊为了能够在社区基层工作中更有效地与居民沟通，毅然接受挑战，以私人考生的身份参加那场考试，最终考获C6的成绩，及格过关。
傅丽珊受访时说，最初接触马来文是20多岁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役期间，当时军官必须修读为期三个月的马来语基础课程。课程结束后，她还私下聘请导师继续进修，约两年半后因工作繁忙而搁置近20年。
2019年，她开始在社区基层服务。她负责的三巴旺西区内，马来居民占约25%，这个比率高于全国平均。她发现，其中不少年长者只通晓马来语。为了打破隔阂、更好地服务民众，她决定重拾马来文，还在导师的鼓励下报名参加O水准考试。
傅丽珊说：“如今在进行家访时，如果遇到不谙英语的马来长者，我能用马来语打开话匣子，互动也更自然。”
她也尝试在国会发言中加入马来语段落。她认为，用母语讨论相关社群的课题，更能够引起共鸣。例如，在国会针对女性白皮书的辩论中，她以杰出的马来女警官举例时，就用马来语阐述。
东海岸集选区议员何礼娜对于在国会用多语发言更是火力全开。去年9月，这名新代议士首次在国会发言时，用上了我国所有四种官方语言。国会议长还赞许说：“你加入了少数能用四种语言发言的议员行列。”
她在那段15分钟的讲话中，引用华文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呼吁尊重年长者；引用马来谚语中的“绳结象征团结就是力量”；引用淡米尔谚语“蚂蚁的坚持不懈可磨穿石头”。
曾担任马来语电视新闻主播的何礼娜受访时指出，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细微差别，很多时候无法完全用英语表达。
“我不认为每一个词都能完美翻译成英语，有些词汇的含义和韵味是英语无法体现的。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当你掌握的语言越多，能够表达和理解的也就越多。”
何礼娜能自信地在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间切换，是一组“幕后功臣”给了她底气。她组建一个名为“语言圈子”的支援小组，由约六名背景各不相同的志愿者组成。
她在需要用非母语发言时，会将草稿或录音发给小组里的军师们审阅把关，确保发音准确并符合文化语境。
“这不仅是为了翻译，更是为了通过掌握语言，更好地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
何礼娜透露，为了进一步提升华文能力，她准备正式进修华文。她希望能从选区居民中寻求华文导师。
“我觉得向居民学习更有意义，不仅能提升语言水平，也是与居民建立深层互动和联系的好机会。”
重拾华文华语 拉近与居民距离
2025年大选后不久，当选议员们收到国会秘书处发来的电邮，列出他们可享有的一些福利，其中包括语言培训计划。这项计划由总理公署推出，每月提供12小时的语文课程，目的是协助议员加强母语水平。
积极响应者包括人民行动党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罗守恩和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张文杰。
张文杰受访时说，这项安排非常慷慨且很有用，有助于取得实质进展。
“这是对议员需要跨越语言与居民建立联系的务实安排，因为不是所有人在就任时都具备同等的语言能力。”
张文杰成长于一个讲英语的家庭，虽然在学校修读过高级华文，但他对华文的掌握一直偏于学术性，而不是日常口语。
他从基层活动和家访中深切意识到，许多居民平日常用的是华语。尽管他能应付一般对话，但在需要深入交流时，便感觉到表达吃力。
“我是个喜欢讨论政策的议员，我希望能掌握足以讨论公积金政策或住房负担能力等话题的词汇量。”
张文杰给自己定下目标，就是至少要能够顺畅阅读和听懂华语新闻，包括关于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的报道，并且能够同居民讨论这些课题。
他每周与导师上课一次，每次约一小时；每次研读两篇文章，通常选自《联合早报》或国内外其他华文媒体的时事报道。
有付出就有收获，如今他掌握的华语词汇量显著增加，在接见选民活动、家访以及与居民交流时派上用场。
他说：“我们身处人工智能翻译工具普及的时代，但人与人之间实时、面对面的真诚交流还是无可替代的……这项计划给了我自信与所需的词汇量，让我能自然地与居民互动，而无需依赖手机。”
罗守恩生长于土生华人与客家籍贯的家庭，父母都不谙华文，他直到小学一年级才开始接触华文。他上学时也修读高级华文，但这一科对他始终是个难关。
大选过后，他开始补习华文，大约每两三周上课一次。导师到他家中授课，每次他都与导师一起朗读《联合早报》的时事文章，并就内容进行讨论。他在学习时，四个孩子会“旁听”，有时还会和他一起朗读词汇。
他自嘲说：“我的孩子每次看到我上华文课，都会说我学得比他们还吃力。”
罗守恩深知，要掌握好华文是个“铁棒磨成针”的漫长过程，但他也相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进步就必须努力实践。他也希望自己用功能为孩子们树立榜样，激励他们积极学习华文。
进步是一点一滴的，罗守恩发现，他用华语与居民交流正渐入佳境。“社区的阿姨们最近称赞我的华语进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