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年国庆前夕的热门话题，多数跟国庆庆典有关：红狮跳伞队会不会亮相、国庆预演到哪里看烟花等等，但今年率先升温的课题，却是义工。
一方面，部分国庆装饰出现错误，相关单位解释时提到制作过程涉及义工，引发外界质疑：为什么把品质问题归到义工身上，难道没人审查吗？
另一方面，国防部宣布扩大志愿服务项目，招募表演、现场演出制作以及活动支援的志愿者，也引来一些声音，认为这些本属专业工作的岗位，不应依赖义工完成。
其中，本地剧团野米剧场（Wild Rice）艺术总监王爱仁（Ivan Heng）便致函《海峡时报》，直言自己深深相信义工精神，但要人们以义工身份支持艺术活动，还是免费负责专业艺术工作，毕竟有分别：
这两件事的背后，贯穿了同一道问题：究竟哪些工作适合交给义工，哪些则应该由受薪人员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国庆装饰，还是现场表演技术支援，大家都没有质疑“为什么要招募义工”，而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工作由义工负责”。
换句话说，人们对当义工本身没有异议，却反对把原本应由机构承担、甚至支付报酬的工作，包装成义工岗位。
义务服务是公民社会的重要一环。无论是陪伴长者、探访弱势家庭、担任活动引导员，还是协助社区活动进行，义工最大的价值，是让更多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建立人际关系，让社会拥有更多愿意主动付出的公民，节约人手只是附带效果。
与“参与”相对的便是“承担”，两者的差异决定了义工制度能否长久获得公众信任。
参与，指的是在专业团队建立好的框架内，贡献时间、热忱和心力；承担，则是把某项工作的主要责任、成果和风险，都交到义工手上。义工可以参与成果，却不应独自承担后果。
国际上，不少长期依赖志愿服务的组织，早已形成共识：义工应补充，而不是取代受薪员工，因为本应由受薪人员承担的职责一旦交给义工，不但容易引发剥削免费劳工的质疑，也会不断模糊义工与受薪工作的界线。
这种界线一旦模糊，受影响的不只是专业劳动的价值，更是整个义工制度。
近年，社会越来越重视劳动价值。实习是否应支薪、创作者是否应该为了“获得曝光率”免费创作、艺术工作是否被低估，都成为公共讨论的一部分。公众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标准检视义工岗位：机构究竟是在邀请公众参与，还是借志愿服务填补本应聘请专业人员的空缺？
更何况，如果机构在出错时端出“是义工做的”这一类解释，更只会让义工在人们眼中成为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最终只会让人裹足不前。
事实上，真正值得肯定的义工制度，应该是让义工在完善的培训、清楚的分工和足够的支援下贡献所长，而不是在资源不足、责任不清的情况下独自承担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国防部隔天（7月31日）就回复了王爱仁的投函，并强调：国防部旗下的新加坡国防志愿者联系网（SG Defence Volunteer Network），旨在辅助而不是取代国防部正式聘请专业人士有偿服务的活动。
社会上有人愿意投入义工行列，本身就是值得珍惜的社会成本。但当越多人愿意贡献时间，机构就越有责任珍惜这份善意。
招募义工之前，真正需要设计好的，是义工与受薪员工之间那条清楚、合理、彼此尊重的界线。
唯有如此，人们才会相信，自己是在贡献一份心力，而不是成为“廉价”甚至“免费劳工”；义工制度才能继续代表公民参与，而不是沦为节约成本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