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副总理贾古玛教授在新书《立法三章：新加坡修宪的幕后故事》（Creating Three Unique Singapore Laws: An Inside Story）中，回顾他当年参与制定这些制度的过程，披露鲜为人知的幕后讨论，同时破除一些迷思。
他日前接受《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访问时说，撰写这本书是希望“揭开一层面纱”，让公众了解这些重大政策并非仓促拍板，而是在充分辩论、听取不同意见并反复权衡后形成的。他说，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的核心始终只有一个：什么最符合新加坡的整体利益。
迷思一：非选区议员制度，是不是安顺区补选后的“过度反应”？
1981年安顺区补选后，时任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进入国会，打破人民行动党全面垄断议席的局面。政府随后推出非选区议员制度（NCMP），引发“过度反应”的质疑。
不过，贾古玛指出，正是惹耶勒南进入国会后与议员展开辩论，促使政府进一步思考如何为国会保留多元声音。
贾古玛披露，当年内阁曾考虑三种方案：由各反对党中表现最佳的落选参选人出任；由整体表现最佳的反对党选出表现最好的五名参选人；或在反对党得票最高的选区举行第二轮投票决定人选。
最终，政府选择第一个方案，确保即使执政党大胜，国会仍保留一定的反对声音。
贾古玛说，如今选民更倾向直接选出反对党议员，而非依靠NCMP制度。不过，这项安排也让落选但具潜力的反对党党员能够继续参与国会辩论、累积经验和知名度，为未来选举作准备。
因此，他认为，NCMP制度至今仍是新加坡政治体系的加分项。“在选民希望国会有更多不同声音的趋势下，这项制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迷思二：集选区制度是为了“对付”反对党？
集选区制度自推出以来备受争议，各反对党曾指出不容易组成不同种族的竞选团队，质疑这么做是执政党要削弱反对党的竞争力。对此，贾古玛指出，李光耀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思考少数族群代表的问题，并非在安顺区补选败选后才提出相关构想，以此提高参选门槛。
此外，反对党已赢得阿裕尼和盛港集选区，说明制度并未阻止竞争。贾古玛说：“与其说这是对付反对党，不如说反对党也利用它取得突破。”
他强调，制度的核心目的，是确保无论最终由哪个政党胜出，国会都能维持足够的少数族群代表。
随着柏默和穆仁理等非华族候选人在单选区胜选，也有人开始质疑集选区是否仍有必要。对此，贾古玛持审慎态度：“我想说我们已经到了那一步……但我必须提醒，不宜过早下这样的结论。”
他说，尽管本地社会不断进步，但种族、语言和宗教问题并未完全消失。上一届大选竞选期间，黄循财总理仍须发出避免打种族牌的提醒，反映相关情绪仍然存在。
贾古玛指出，若全面回归单选区，在“多数票当选”制度下，未必能保证每届国会都有足够的少数族群议员。即使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高，只要“有可能”，就值得设下防范机制。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对种族、语言和宗教（的情绪）是深层本能，不可能完全根除。”
迷思三：民选总统是李光耀为卸任总理铺路？年轻部长只是“点头派”？
不少人认为，李光耀一旦形成看法就不容异议，年轻部长只能照单全收。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据贾古玛忆述，李光耀最初设想的民选总统是一名拥有广泛制衡权力的“守门员”（wicket-keeper），负责监督政府动用国家储备、重要公职任命，以及部分法定机构和政府投资机构的运作。
当时有人猜测，李光耀是在为卸任总理后出任总统铺路。贾古玛说，李光耀对此不以为然，还以“动物园里的熊猫”为喻，表示不愿成为供人围观的对象。
李光耀真正关注的并非职位，而是建立机制，防止政府未来不负责任地动用国家储备。不过，年轻部长对此有所保留，担心总统权力过大，会削弱我国以议会制度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从1981年开始研究，到1991年宪法修正案生效，民选总统制度历经约10年讨论与调整，总统角色也从最初设想的强势“守门员”，转为在国家储备和关键任命上发挥制衡作用的“保管人”。
贾古玛说，这说明李光耀虽立场鲜明，但愿意听取有理有据的反对意见，并据此调整方案。
这种鼓励不同意见的集体决策方式，也一直延续下去。前总理吴作栋担任副总理期间发起“内阁会前午餐会”，让部长在正式会议前自由交换意见。国务资政李显龙主政时，以及现任总理黄循财的内阁，都沿用了这个做法。
迷思四：民选总统制度今天是否仍有必要？
对于只允许特定族群参选的保留民选总统制，以及民选总统整体参选门槛，社会上一直有不同看法。贾古玛认为，讨论重点不应只停留在制度的形式，而应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即是否需要机制制衡政府动用国家储备。
他说，新加坡没有石油、天然气或稀土等天然资源。因此，金融储备是“极其宝贵的国家资源”，必须加以保留，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
他指出，过去的金融危机与冠病疫情已证明储备的重要性；面对未来气候变化等风险，我国也可能须投入巨额开支以应对。
因此，他认为，只要社会仍认同需要某种机制来制衡政府任意动用国家储备，民选总统制度背后的理念就仍具现实意义。
“至于是否必须采用现有机制，未来世代可以继续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