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建屋发展局的公共住房随着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不断调整：从不同面积的组屋单位，到为单身人士和年长者而设的住房选择，政策一直在尝试回应不同阶段的需要。
正如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陈圣辉日前在国会上指出，即使整体生育率下降，新加坡对住宅单位的需求仍然持续上升。
此外，向往独立生活的年轻人也对拥有自己居住的空间颇感兴趣，因此最近推行的青年共居计划也值得我们留意。整体来说，未来新加坡人需要的未必只是更多住宅单位，也可能是更多样的居住安排。
在公共住房这个领域，当局近来也明显在扩大选择：提高购买预购组屋（BTO）的收入顶限，取消私宅住户购买非津贴转售组屋的15个月等待期，也旨在让更多家庭能够进入受津贴的住房市场。国家发展部长徐芳达更指出，政府有能力继续兴建更多组屋，以应付市场需求。
这些措施都围绕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目标：让新加坡人买得到、买得起自己的房子。
维持“居者有其屋”，同时走向“居者有其选”，看起来并不冲突。可是，选择越多，社会就一定会变得越好吗？
乍看之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推出不同类型的组屋、调整收入顶限，又增加针对不同人生阶段的住房安排，本来就是要让住房制度更能适应不同人的需要，让属于不同人生阶段或收入阶层的人找到适合自己的选择。
可是，新加坡的组屋不只让人有一瓦遮头，也让许多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以及不同人生阶段的人，住进同一个住宅体系。这项功能，很容易被忽略。
打破财富分化 组屋促进社会融合
大约八成新加坡家庭住在组屋，无论是医生、教师、公务员、工程师、小商人和普通上班族，都可能住在同一个组屋区。
这意味着，组屋让原本可能按照财富分开的不同群体，仍有机会成为邻居，使用同样的公共设施，在学校、巴刹、邻里活动中有交集。
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出黄金地段（Prime）和优选地段（Plus）组屋时，除了考虑房屋价格，也特别强调社会融合。
组屋地点越好，市场价值往往越高。如果房价完全根据市场价值，能够负担这些地段的人自然越来越集中在收入较高的阶层。因此，政府通过额外津贴及相应的转售限制，以及在部分黄金地段项目纳入租赁组屋单位，让不同收入阶层仍有机会住进这些地区，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策。
因此，当我们谈“住房选择”时，也必须注意一个可能出现的反效果：假如未来住房选择越来越多元，这些不同选择又越来越按照收入来分流，会不会出现另一种情况？
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选择，但大家住在一起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
所以，真正需要思考的是：选择应该增加到什么程度，又应该怎样增加？
也许答案不是在“居者有其屋”和“居者有其选”之间二选一。
“居者有其屋”仍然是新加坡住房政策的重要基础，因为它同时承担住房、资产和社会融合的功能。但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需要承认，不同群体有不同的住房需要，包括租赁、共居，或是某种灵活居住安排。
未来的住房政策需要解决的，也许已经不只是给人民更多选择，而是如何在增加选择的同时，仍然保有跨越收入、年龄和生活方式的社会交集。
这或许才是“居者有其屋”走到下一个阶段后，更难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