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初，饮料瓶罐退费制实施已经完成超过100万笔交易，回收了550万个饮料容器。
以前，喝完饮料，随手把瓶子丢进垃圾桶，大概不会有人觉得不妥，但现在喝完饮料，推动大家把瓶罐送去回收的，是1角钱的押金，而不是一张准备开给你的罚单。
以这种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在约半个世纪前的新加坡，几乎无法想象。
例如，70年代留着长发的男性如果去政府机构办事，可能就得做好心理准备，要等久一点。
1972年，政府展开针对长发男性的“剪发行动”（Operation Snip Snip），规定政府机构把长发男子排在最后服务。有关做法后来甚至延伸到私人企业，政府也公开表示不鼓励聘用长发男性。
今天看来，政府连一个人头发留多长都要插手，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但当时的政府并不只是把长发当成审美问题。在那个年代，长发与嬉皮士文化、反建制思想以及吸毒等现象联系在一起。政府担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会不会影响社会秩序。
所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管。
而且不只是管头发，像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行为，也曾经是政府重点整治的对象。1968年展开的“保持新加坡清洁运动”，就不仅靠宣传和教育，也配合罚款来遏制乱丢垃圾。到了后来，乱丢垃圾、公共场所抽烟等行为，都逐渐有了明确的禁令和处罚。
如果说留长发和乱丢垃圾还属于个人行为，那么1989年推出的组屋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简称EIP），则更能说明当时政府干预社会的程度。
种族融合政策自1989年起实行，分别为个别邻里和每座组屋设下种族比例顶限，确保不同种族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以维持新加坡的种族和谐及凝聚力。
从“大棒”变“轻推”
换句话说，政府不是仅仅劝你改变想法，而是直接改变了你的选择。
把这些政策放在一起看，会发现它们虽然针对完全不同的问题，却有一个共同点：政府不只是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是直接用法规、行政手段和处罚，把某些行为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
当然，这种手段有其时代背景，新加坡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社会，单靠一句“大家请自觉”显然不够。
现在，我们觉得不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同种族住在同一个组屋区再自然不过，却未必意识到，其中不少社会习惯其实是经过几十年政策推动和行为塑造才逐渐形成的。
但回到今天的1角钱，我们会发现，政府又多了一种工具。
面对一个同样希望改变的行为，政府还是希望你改变，但开始比较少直接告诉你“不准这样做”。
它可以通过价格、社会规范、资讯和环境设计，让某一个选择变得稍微吸引人一点，或者让另一个选择变得稍微麻烦一点。
这就是今天公共政策越来越常见的“轻推”（nudge）。
半个世纪前，政府部门会到最后才为留长发的男士服务，现在通过1角钱的瓶罐押金轻轻提醒你：嘿，其实回收这个瓶子，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当然，轻推还是开罚哪一种比较有效，也未必能够一句话说清楚。更有意思的问题是：
为什么政府越来越愿意采用“轻推”改变人们的行为？轻推如果不够，熟悉的“大棒”会不会再次亮相？
答案或许就藏在我们每天吃完饭以后，那些还没有被送回去的碗碟里。我们下回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