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情报工作做得越成功,外界往往越不会知道发生过什么事。隶属国防部的安全与情报局成立60年来,公开为人所知的行动屈指可数,现任局长是谁、内部如何运作,也从不对外披露。

但这个习惯隐身幕后的机构,如今面对一个现实:要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安全威胁,它需要更多不同背景的人才,也就不能再完全躲在公众视线之外。

配合成立60周年,安全与情报局(Security & Intelligence Division,简称情报局)日前罕见安排三名前高层具名受访。

情报局是我国对外情报机构,负责向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与分析,研判可能影响新加坡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全球局势,为政府应对潜在威胁提供预警。

由于工作性质敏感,外界所知的情报局行动不多:1974年的拉裕号渡轮骑劫事件,当时的情报局局长、后来出任我国总统的纳丹参与化解危机;情报局也曾追捕2000年代初潜逃海外的回教祈祷团恐怖分子,并在2016年协助挫败峇淡岛恐怖团伙袭击滨海湾金沙的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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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往往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

这也形成情报工作的一个特殊矛盾:公众很难从看得见的“成果”,判断情报局有没有把工作做好。

曾在情报局服务32年的前资深司长(反恐)黄家明(70岁)说,衡量情报局工作的一个方式,恰恰是看新加坡避过了多少灾难和悲剧。“新加坡至今没有人因恐袭丧命,这本身就说明,幕后的工作发挥了作用。”

情报局前资深司长(反恐)黄家明说,衡量情报局工作的一个方式,恰恰是看新加坡避过了多少灾难和悲剧。(张俊杰摄)
情报局前资深司长(反恐)黄家明说,衡量情报局工作的一个方式,恰恰是看新加坡避过了多少灾难和悲剧。(张俊杰摄)

不过,60年来,情报局面对的威胁已大幅改变,从初期的共产主义、区域政治和军事风险,转向极端和恐怖主义,如今还要关注网络袭击假信息、供应链中断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任务范围不断扩大,也意味着过去相对封闭的招聘方式已难以满足需要。

从“不能让人知道”到主动招人

在情报局服务23年的前副局长凯文(Kevin Santa Maria)说,情报局这次走入公众视野,除了让国人多了解它的角色,也希望扩大招聘渠道。

2021年情报局推出官网时,凯文接受媒体访问还只能使用“迈克”(Michael)的化名。如今退休,他首次以真名和前副局长身份公开谈论这份工作。

他说,官网推出后,求职申请增加约五成,申请者背景也更多元。除了应届毕业生,也有来自法律、金融、媒体和通讯等领域的中途转业者。

这种公开的招聘方式,在过去很难想象。总统顾问理事会前主席张赞成于1979年至1994年出任情报局局长,也是历来任期最长的局长。他回忆,他1970年加入情报局,过程纯属偶然。

当时有人在一场聚会上建议他向公共服务委员会表明有意加入情报局。他后来在面试时提起此事,面试官反而惊讶地问: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

总统顾问理事会前主席张赞成于1979年至1994年出任情报局局长,也是历来任期最长的局长。他回忆,他1970年加入情报局,过程纯属偶然。他在一场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面试活动上,对面试官听说他有意加入情报局,对方惊讶地问他怎么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张俊杰摄)
总统顾问理事会前主席张赞成于1979年至1994年出任情报局局长,也是历来任期最长的局长。他回忆,他1970年加入情报局,过程纯属偶然。他在一场公共服务委员会的面试活动上,对面试官听说他有意加入情报局,对方惊讶地问他怎么知道这个机构的存在。(张俊杰摄)

张赞成说,过去情报局主要靠介绍或到大学个别物色人才,每次可能只招到一两人。

凯文则指出,科技相关威胁变化越来越快,留给当局判断和应对的时间也更短。情报局因此需要大量网络、数据和其他科技专才,却须同私企和其他政府机构争才。

情报局寻找的也不只是特定科系的毕业生。三名前高层认为,合适的人须关注时事和国际局势,并具备求知欲、诚信、谦逊和服务国家的意愿。

张赞成说,情报人员还有一项重要特质——敢于质疑既有假设,包括上司的看法。否则,情报分析很容易陷入群体思维,甚至变成揣摩上意。

不过,即使情报局现在愿意让外界多看见一些,情报工作的核心特质并没改变:许多事情不能说,许多贡献也不会公开归于个人名下。

曾在安全与情报局服务23年的前副局长凯文,2021年在情报局推出官网时曾以“Michael”的化名受访。五年后,他首次以真名公开谈论情报工作。(张俊杰摄)
曾在安全与情报局服务23年的前副局长凯文,2021年在情报局推出官网时曾以“Michael”的化名受访。五年后,他首次以真名公开谈论情报工作。(张俊杰摄)

凯文常以一句话形容他们的工作——情报人员总把勋章藏在外套里。“若一个人看重公开赞誉和掌声,这份工作或许不适合他。”

这种沉默甚至延续到退休以后。

张赞成笑说,常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回忆录。他的答案很简单:“如果写得有趣,会惹上麻烦;若略去那些有趣的事,写书又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