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深入媒体业，最让新报业媒体主席许文远担心的，并不只是科技颠覆或受众行为，还有年轻一代是否会逐渐失去认真阅读的习惯。
“我担心，一个不阅读的世代，会是迷失的一代。”
配合宣布卸任，许文远接受《联合早报》《海峡时报》等新报业媒体四大语文报章的书面访问时说，新闻机构如今面对的，是年轻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阅读习惯也在改变；对母语媒体来说，还要应对英语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本地语言环境。
“这很难，但我们还是必须尽力，因为这关系到孩子和孙辈的未来。如果连我们都不做，还有谁来做？”
许文远说，他平时为了放松，会翻阅小说，但碰到重要课题时，仍会认真、广泛地阅读新闻报道和书籍，再经过思考，提炼出有用的观点。
对年轻一代不阅读深感焦虑，也说明许文远为什么认为自己过去五年在新报业媒体的工作格外艰难；尽管这位前资深部长素来有“搞定先生”的美称，曾在执掌卫生部、国家发展部和交通部期间，处理过沙斯疫情、住房供应和地铁可靠度等棘手课题。
他说，媒体工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成败不只取决于内容提供者，也在于受众愿不愿意接受。“这就像推广健康生活。我们把信息传达出去，也尽力沟通，但最后还是要消费者愿意采取行动。”
然而，新闻机构除了要说服人、打动人，还得同财力雄厚的大型科技公司竞争。
新闻室转型 年轻受众仍难争取
数码科技和社交媒体平台兴起，不仅改变读者获取新闻的方式，也冲击传统报业赖以生存的广告模式。到了2021年重组前，新加坡报业控股（新报业媒体前身）媒体业务过去五年的营业收入已减半，并在2020财年首次录得1140万元亏损。
为维持高素质媒体业务和新闻水平，报业控股把媒体业务从上市公司剥离出来，重组为新报业媒体信托，以担保有限公司模式运作，并获得政府资金支持。
谈到政府和市场各自扮演的角色，许文远认为，只要市场失灵并影响到新加坡人的利益，“政府就该准备介入”。
政府的支持也为新报业媒体的转型提供了条件。许文远说，经过一番努力，新闻室如今已和过去很不一样，相关设施和工作方式更符合一家灵活数码媒体公司的需要。
“我们的努力获得国际业界关注，我们的旗下媒体也赢得多项国际奖项，令人十分欣慰。不过，我们也清楚，争取年轻受众仍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工作。”
五年下来 更能体会记者难处
许文远坦言，掌舵新报业媒体五年，自己仍算不上“媒体人”，却更能体会新闻室面对的挑战，以及记者的“心酸”。
他说，记者不仅要和时间赛跑，也要承受来自新闻人物、读者，甚至是非读者的压力。比如，有人认为新报业媒体太以美国为中心，也有人觉得太以中国为中心；从方言、塑料袋到死刑等本地社会课题，也可能引发激烈争论，甚至有人在网上骚扰记者。许文远说，这种做法“不可接受”。
此外，较年轻的记者还得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兼顾，同样不容易。
对媒体使命的看法没有改变
虽然更能理解媒体工作的困难，许文远对媒体角色的基本看法并没有改变。他形容自己是“老派、受李光耀影响的政治人物”，始终相信公共媒体肩负重要使命，应通过事实、逻辑分析和理性政策来凝聚社会。
不过，他也深刻体会到，要维持这样的新闻运作，成本有多高。要让有能力的记者采访新闻、查核事实、从中提炼重点，再以吸引人的方式把故事说好，本来就须投入不少资源。记者也要能够判断什么是新加坡视角，并准确地呈现出来。
“这些事情不能完全交给外国记者，更不能交给人工智能（AI），不管机器多聪明。”
尽管如此，许文远认为媒体仍须学习使用AI，让它协助处理部分工作。提高新闻室人员的生产力，是新报业媒体下来发展的重要一步。
从部长转换成媒体机构领导人 “其实我们都在同一边”
出任新报业媒体主席，也让许文远站到了与过去不同的位置。他曾长期担任公务员和内阁部长，习惯参与制定政策；到新报业媒体后则须代表媒体机构，同部长和政府官员沟通和争取支持。
对于身份的转换，许文远认为，政府和媒体“其实都在同一边”，“都是为了新加坡人和他们的长远利益”。
他说，过去跟政府同僚之间已有的互信确实有帮助，对方知道他不会浪费公共资源，也相信他会以新加坡人的利益为重。
另一方面，走进新闻室和接触记者之后，他也更清楚他们的期望。“我能更好地向政府说明，为什么新闻工作者需要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