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篇论文称，新加坡公务员在一些地铁新站选址公布前一两年购入未来站点附近私宅的比率，比背景相近的非公务员来得高，推断部分公务员可能利用尚未公开的政府信息提前购房获利。
公共服务署星期一（9月14日）晚上回应媒体询问时指出，当局正检视论文的数据和研究方法，若发现有实质依据，将交由贪污调查局处理。
这篇题为《社会规范能否取代执法？新加坡公职人员购房的证据》的论文，由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NBER）本月发布。论文仍未经过同行评审。
研究以长期维持低贪腐水平的新加坡为例，探讨严格执法形成廉洁文化后，社会规范能否自行约束公务员，还是仍须依靠正式监管和执法。
在我国，新地铁站通常会带动邻近住宅升值。论文认为，部分公务员可能比公众更早掌握站点位置。若他们在消息公布前集中购买附近住宅，这种交易模式可能反映他们拥有信息优势。
研究团队通过公务员姓名和住宅地址，交叉比对1995年至2019年的私宅交易记录，以及2007年至2022年六个年份批次的政府机构名录，从中识别公务员买家。
研究人员再以1999年至2019年公布的新地铁站为中心，把一公里至两公里内的住宅划为可能受影响的范围。
为减少居住地点偏好等差异的影响，研究人员为每名公务员配对一名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和收入相近，并住在同一栋楼或邮区的非公务员作为对照。
研究另根据2013年的登记住址资料，识别与公务员同住的亲属。最终样本包括2万8529名公务员、相同人数的对照组成员，以及1万3834个亲属观察值。
结果显示，在站点公布前一至两年，公务员购买未来站点附近住宅的概率较高。研究据此推算，对比对照组，公务员和亲属分别多出约113宗和108宗交易，涉及住宅总购入价分别约为1亿3800万元和1亿3200万元。
这些数字是根据两组购房率差异推算的结果，并非逐宗确认的违规交易。所列金额也是住宅总成交价值，不等同于公务员取得的利润。
我国国会在2012年11月通过《证券与期货（修正）法案》，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监管。
论文将这项修法视为执法环境趋严的标志。研究发现，此后公务员及其亲属在尚未公布的地铁站选址附近，购买更多房子的现象降至近零，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
作者总结：廉洁规范无法完全取代正式监管
作者据此总结，监管趋严发挥了威慑作用，说明廉洁规范无法完全取代正式监管。即使在廉洁程度较高的新加坡，职业操守和社会规范也未必足以长期约束公职人员，仍须持续且可信的监管与执法。
公共服务署发言人在回答媒体询问时说，已注意到这篇论文。
“我们极为严肃看待任何涉及诚信的问题。我们正审查论文采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若有实质依据，将交由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