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外甥，坚信已故姨妈生前曾立遗嘱，但两名外孙却以姨妈无遗嘱为由取得逾19亿元遗产的管理权。外甥为查清遗嘱下落，先后在香港和新加坡提起诉讼，却被香港高庭裁定没有适当的诉讼资格。
香港居民姚家驹（译音）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在港新两地提出撤销遗产管理书诉讼，姨妈独生女和两名外孙随后申请剔除他的起诉书。香港高庭今年7月已作出裁定，新加坡高庭则于7月27日审理申请，择日裁决。
姨妈程孟芳（也称程福福）死后，外孙郑岳阳与郑芬仪以她没留下遗嘱为由，取得新加坡遗产管理书，并在香港办理重新盖印，成为逾19亿元遗产的共同管理人。
但外甥姚家驹坚信，姨妈生前有意排除独生女陈高莲（Collin Tan）、女婿及外孙辈的继承权，他自认有责任查找遗嘱下落，拒绝仅凭两名外孙的说辞就认定姨妈是无遗嘱离世。
姚家驹称，姨妈与陈高莲关系长期不和，2006年到2015年间曾几次通过电话向他表明无意让陈高莲、女儿配偶郑民川及后代继承家产，还亲口告诉他已立遗嘱。他说自己受托管理姨妈的公司长达30年，因此有责任查找遗嘱，以确保姨妈的遗愿得以落实。他还认为，以遗产规模来看，姨妈不可能不立遗嘱。
八旬姚家驹终身未婚，膝下无子女，也无意继承姨妈的财产。香港特委法官王鸣峰资深律师表示接受他追查遗嘱并非出于贪婪，而是自觉有责任查清此事。
这场诉讼的核心，是三名答辩人（陈高莲和两名子女）要求法院剔除姚家驹的起诉书，包括他要求委任独立遗产管理人的诉求。
特委法官最终准许答辩人申请，认为姚家驹没有适当资格提出诉讼；姚家驹目前对遗产没有权益，即使日后有可能拥有遗产权益，也不足以赋予他提出这宗诉讼的资格。
如果确定程孟芳未留下遗嘱，则根据无遗嘱继承法令，陈高莲身为程孟芳唯一子女，将独享全部遗产。
姨妈与独生女关系决裂 无意让女儿及后代继承家产
程孟芳生前是精明干练的商界女子，资产至少横跨新港两地。根据香港高等法院判词，她的遗产总值超过19亿新元，其中香港资产约110亿港元（约17亿9000万新元），包括13家公司、寿臣山道住宅，以及中环亚毕诺道商住大厦“己连拿利9号”（9 Glenealy）。
根据判词，程孟芳生前与陈玉池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但陈玉池并非陈高莲生父，判词指陈高莲是在程孟芳认识陈玉池之前所生。两人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间在香港注册多家公司，但陈玉池已于1993年在新加坡去世。
1970年代，程孟芳反对女儿与郑民川的婚事。判词引述姚家驹的立场指出，程孟芳认为郑民川当时已有家室，之所以离婚再娶陈高莲，是为了取得陈家财富。这场争执最终导致母女关系决裂，陈高莲离开母亲，与郑民川结婚。
航运起家的郑民川，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曾任官委议员，现为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他与陈高莲育有两名子女，也就是如今负责管理程孟芳遗产的郑岳阳与郑芬仪。
母女决裂后，程孟芳更逐步将陈高莲排除在自己的商业事务之外。判词显示，陈高莲原本是九家公司的董事，但1976年起不再担任任何一家公司的董事，程孟芳后来也修改九家公司的名称，去除其中“Collin”字样。
1981年，程孟芳邀请当时仍在中国内地的姚家驹到香港，协助她管理公司，一直把他当儿子看待。
程孟芳2006年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根据姚家驹所说，程孟芳曾在2015年前后通过电话告诉他，她在新加坡找了印度裔律师“Mr Brown”立遗嘱，但他没看过遗嘱，也不知存放地点。
2023年11月11日，程孟芳在新加坡去世。四天内，郑岳阳与郑芬仪便在新加坡申请遗产管理书，依据是外祖母没留下遗嘱。2024年1月24日，两人取得遗产管理书，2025年3月5日再在香港完成重新盖印手续，处理香港遗产。两名外孙申报遗产总值19亿零706万7706元3角9分。
港高庭：仅称可能享有遗产权益 不足以赋予诉讼资格
程孟芳留下超过19亿元遗产，生前又是经验丰富的商界女性，处理过庞大的商业资产，也曾涉及多宗诉讼。如此精明干练的女商人，到底有没有留下遗嘱，如今仍没有答案。
姚家驹认为，程孟芳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要排除女儿陈高莲、配偶和后代继承遗产，就必须立下遗嘱。更何况，姚家驹称程孟芳约2015年曾告诉他，她在新加坡找了印度裔律师“Mr Brown”立遗嘱，但他从未看过这份遗嘱，也不知道律师全名、遗嘱内容或存放地点。
香港特委法官王鸣峰说，姚家驹提供的遗嘱资料非常有限，除了知道是在新加坡签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详情。“我不能像福尔摩斯那样查探推断，仅凭遗嘱很可能存在，就认定这足以构成提出这项诉讼的依据。”
法官接受程孟芳是“经验丰富的商界女性”、性格坚强的说法，认为以她这样的个人特质，很难相信她如果真的立下遗嘱，会让各方事后“地毯式搜索”遗嘱下落。
法官认为，这让姚家驹陷入“鸡与蛋”的困境：他声称姨妈不是无遗嘱去世，但这项说法本身又必须建立在一份有效遗嘱存在的基础上。单凭程孟芳曾告诉他在新加坡立过遗嘱，并不足够，因为她后来可能改变遗嘱意愿。
姚家驹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与程孟芳的谈话并不足以证明自己是遗嘱受益人。法官指出，关键在于，与程孟芳交谈中，程孟芳从未告诉他，他被列为遗嘱受益人。姚家驹的期待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拥有遗产权益，并不足以赋予他提出这宗诉讼所需的诉讼资格。
辩方律师指出，若不严格遵守诉讼资格的要求，任何爱管闲事的人（busybody）都可以肆意滋扰，并干预遗产管理书的最终效力及遗产管理工作。
但法官指出，姚家驹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busybody”，并接受他真心想查清遗嘱下落，但他目前没有遗产权益，也没在起诉书中声称拥有现有权益；他提出的只是自己很可能是遗嘱受益人或执行人。
外孙郑岳阳与郑芬仪则称，他们曾于2015年12月、在申请受委为已失智的程孟芳的代理人时，查过新加坡遗嘱登记处。法官指出，没有证据推翻他们的说法；他们也在2025年再次查询，但同样没有找到遗嘱。
遗嘱是否存在 新加坡方面查找是否足够？
遗嘱是否真的存在，以及新加坡方面的查找是否足够，法官认为，可留待新加坡的撤销遗产管理书诉讼处理。
根据资料，程孟芳曾捐出100万元，在中国永靖县兴建刘家峡初级中学。她生前曾为公司和陈玉池打官司；身为陈玉池唯一的遗嘱执行人，她对遗产及法律事务并不陌生。
她创办的利达发展私人有限公司（Lee Tat Development）也曾围绕格兰芝园（Grange Heights）一条85米小路的通行权，打了超过40年的诉讼；公司在最后一轮索赔约6300万元的官司中败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