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未来可能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仅凭制定计划已不足以保护民众。一个国家真正的应对能力，除了技术与物资，更取决于平日所积累的跨国互信与社区参与，包括政府对不同群体所给予的保障。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联合成立的专家委员会，汇聚全球41名跨领域专家的研究、20个国家的冠病抗疫经验，耗时三年完成报告，呼吁各国政府摒弃传统的“技术备灾”（technical preparedness）模式，全面转向构建“360度大流行病应对能力”（readiness）。
委员会指出，冠病疫情暴露了传统备灾模式的失败，纸面上的应急计划未能为民众提供良好的保障。成立专家委员会，正是为了正视这一痛点，在下一场大流行病来袭前，协助各国找出并弥补机制漏洞，有效保护民众。
“备灾”，关注的是计划和能力是否存在；“应对能力”则检验这些资源在危机高压下能否发挥作用。委员会指出，大流行病的应对表现反映了社会上下的综合能力——在保护民众福祉的同时，政府仍能有效做到预防、准备、应对、恢复和纠正疫情的负面影响。
为此，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各国必须从技术备灾转向全面应对；加强对疫苗接种、分配和使用的信心；修复脆弱的社会系统而非为弱势群体贴标签；以及在日常基础上建立互信并有效沟通等。委员会因此制定了一套行动计划，鼓励各国政府落实相关建议。
这个专家委员会的全称是：“通过制度、动员社区与公平，实现大流行病应对能力”（Pandemic Readiness through Institutions, Mobilising Communities and Equity），反映了委员会认为要实践大流行病应对工作必须具备的三大要素。
委员会星期一（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发布并呈现这份报告书。
国大副校长（全球健康）、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张毅颖教授是专家委员会其中一名成员。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我国在冠病应对方面表现亮眼，因此成了推动这项全球倡议的关键成员。
41人的全球专家团中，共有16人来自国大。根据委员会官方网站所列的成员名单，除了张毅颖，我国传染病专家梁玉心教授与传染病管理局局长李坚明教授也在其列。
社区参与与互信是防疫关键
为探究疫情中受影响最广的群体，委员会评估了多国案例，包括新加坡的年长者、泰国的残障社群，以及土耳其的医护人员等。
张毅颖指出，新加坡的案例之所以聚焦年长国人，是因为他们在感染后更易引发并发症，且年长者大多原本在社交上就相对孤立，疫情期间的行动管制更加剧了这一困境。
“人们总以为备灾完善的国家能照顾好所有国民。但事实证明，每当疫情爆发，年长者与慢性疾病患者等群体总是首当其冲。”
张毅颖说：“社会中只要有一个群体被遗漏，随时可能成为疫情扩散的缺口。因此，推行抗疫政策绝不能缺少基层社区的参与。当年我国应对客工宿舍疫情时，正是借助客工领袖去沟通，才让防疫措施顺利推行。”
报告点出，信任是抗疫的基石，公众对政府和媒体的信心直接影响防疫措施的成效。
委员会发现，本地年长社群对错误信息、地缘政治紧张及物资分配等问题感到担忧。张毅颖强调，这种社会互信必须在非危机时期持续建立。
倡导疫苗公平分配 强化区域制造能力
另一方面，专家委员会在一场甲流疫情的模型推演中发现，快速研发疫苗可将死亡率减少59%；若能基于人口规模而非购买力进行公平分配，全球死亡率可进一步降低64%，多挽救270万条人命。
张毅颖强调，疫苗接种仍是最关键防线，而获取疫苗不仅需要平日积累的国际互信，更须强化区域制造能力。目前，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已具备大规模生产优质疫苗的实力。
“随着区域制造中心逐步建立，它能有效打破供应链高度集中的局面，确保各国在关键时刻迅速获取资源。”
被问及新加坡是否已为下次疫情做好准备，张毅颖认为，我国近年加速研发“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研究项目”，成立传染病管理局统筹抗疫资源，“抗疫防线”已基本就位。
不过他提醒，万事俱备并不等同于实质保护。“若未来出现隐蔽性强、传播极快且高致死率的未知病毒，新加坡仍将面临严峻考验，但现有的机制已为国人打下了坚实的防御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