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价格和许诺津贴的初衷虽好，却未必是好的政策。经济师与决策者须避免将当下流行的观点奉为真理，充分考量推行政策的代价与所设定行为诱因的长远影响，否则负面后果显现时，可能已难逆转。
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星期三（9月30日）在经济师服务成立25周年晚宴上致辞时指出，新加坡从不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在许多民生领域积极干预，以纠正市场失灵、分散风险和实现社会目标。但是，政府的干预极其谨慎，须先正确诊断问题、了解设定的行为诱因、成本与取舍，并深入思考间接的后果。
其中，价格、成本和行为诱因是制定政策时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以水电为例，政府通过真实的价格反映资源成本和稀缺性，再通过津贴帮助中低收入家庭，既保留价格信号，也确保基本服务可负担。
发展土地时，虽不能只想着市价，但要对其中的机会成本有所意识，清楚知道当土地用于某一功能时，意味着放弃其他用途。在推出援助配套时，则须能预见这会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
黄总理说，这种全面衡量代价与后果的纪律让新加坡受益匪浅，“延续这个做法是经济师服务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黄总理指出，人工智能与科技加速带来“创造性破坏”，旧的经济活动让位给新的，这对整体经济的创新和增长是好事。不过，对被取代的工人而言，颠覆的代价是即时且切身的。
他说：“当生计受影响、人们对未来感到焦虑时，指望政府提供解决方案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回应这些关切，帮助受影响的人，保护弱势群体，并确保增长红利被广泛分享。”
然而，仅凭好的初衷不能制定出好的政策。黄总理指出，世界各地都可看见初衷虽好却糟糕的政策，例如人为压低价格、未充分考量如何买单就许诺福利，或在保护理由消失很久后仍保护某些产业。这些政策短期看似具吸引力，但深层的副作用与代价往往在日后才会显现。
黄总理：决策者与分析师 切莫以数据工具取代判断
随着科技演进，政府经济师如今拥有高频数据、复杂计量模型、机器学习，乃至人工智能等先进工具。这些能力提升了分析效率，但黄总理提醒决策者与分析师切莫将更好的工具误认为是更好的判断。
在庞大数据面前，若缺乏严谨态度，数据分析容易演变为数据挖掘，即先预设结论，再凑集证据自我辩护。黄总理说：“政策制定发生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中，理论上完美的运行在实践中未必符合预期。经济师必须掌握工具，但更要清楚其局限，知道何时需要依赖实践判断。”
我国政府是在2001年正式设立经济师服务，在公共部门培养一支专业经济师团队，以加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经济分析依据。经济师服务成立时只有五人，其中就包括黄总理。团队如今已扩大至100多人，分布在20多个政府机构与两个国际组织。
黄总理在发言中也谈到他对经济师服务的期望。他指出，要把政策制定做好，不能光靠技术能力，关键在于判断力，以及思想上的诚实。“这需要专业信念，在分析指向不讨喜的结论时敢于发声；也需要能力把复杂的议题简单明了地解释清楚，从而把良好的分析转化为良好的政策。”
他还强调，经济师服务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为政府带来的思考质量。黄总理鼓励经济师继续深化全政府的政策思考，以帮助新加坡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笃定前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