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动国际碳市场发展,不仅有助新加坡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抵消碳排放,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也能在市场起步阶段抢占先机,发展成为碳服务和交易中心。

促进碳市场合作是我国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上的重点议程之一。受访专家认为,这除了有助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也能带来经济效益。

我国在本届大会期间共与五个国家推进碳市场双边合作,包括星期三(11月18日)与赞比亚签署碳信用合作执行协定。星期二(17日)宣布的“新加坡绿色合作计划”,则重点协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有效参与碳市场交易。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左),与赞比亚绿色经济与环境部长西亚梅代表新赞两国签署碳信用合作执行协定。仪式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新加坡馆举行。(COP31新加坡馆提供)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左),与赞比亚绿色经济与环境部长西亚梅代表新赞两国签署碳信用合作执行协定。仪式在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新加坡馆举行。(COP31新加坡馆提供)

新加坡的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8年达到6443万公吨的峰值后,争取在2035年将排放量降到4500万至5000万公吨,并最终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陈捷胜助理教授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新加坡土地有限,发展再生能源及通过自然生态系统吸收碳排放的空间不多,同时还有规模庞大且持续扩张的高耗能产业。若完全依靠国内减排措施实现净零排放,成本将极其高昂,国际碳市场则有助减轻这方面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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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减排潜力,但缺乏开发高质量碳信用所需的监管框架、技术能力和资金。协助这些国家提升相关能力,能扩大新加坡潜在的碳信用供应来源,最终有望降低我国实现气候目标的成本。”

除了充足的碳信用供应,一个健全的碳市场也须有稳定的需求支撑。

去年,新加坡与英国和肯尼亚共同发起“发展碳市场联盟”,推动企业和私人领域对高质量碳信用的需求。这类碳信用须经过严格核证,具备真实且持久的减排效益。  

普华永道新加坡金融业审计及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合伙人李秉义指出, “发展碳市场联盟”这类汇集买家需求的倡议,正好能够解决“需求端”的问题。

他解释:“碳项目开发商在投入大量前期资金之前,必须先确定有足够的买家。稳定的需求,有助他们更清楚地预测项目未来的收入,提高项目获得融资的机会。”

李秉义认为,最终,新加坡的机遇在于帮助将需求与资本同区域内可靠的气候项目对接起来。 

新加坡与赞比亚签署碳信用合作执行协定

自2022年以来,我国已与约30个国家展开碳市场双边合作。部分早前与我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也逐步迈入更深入的合作阶段。

一般而言,双边碳市场合作首先从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始,确定合作意向和范围。双方随后展开具体磋商,并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执行协定,为碳信用的跨境转让建立合作框架。

赞比亚2024年与我国签署备忘录,星期三进一步签订执行协定。这是我国签署的第14份执行协定,也是与非洲国家达成的第四份此类协定。

此外,我国也在本届COP31举行首周,批准首个碳信用项目,通过在卢旺达推广陶瓷净水器,减少当地居民烧炭煮水所产生的碳排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自然气候方案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砡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显示我国的碳市场合作已从磋商双边协定,迈向落实具体项目,并有望产生可供国际转让的减排成果。

“新加坡的机遇在于展示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实现自身的气候目标,同时协助其他地区减少碳排放、推动可持续发展。至于这些潜力最终能否实现,仍取决于项目执行是否到位、过程是否透明,以及问责机制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