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即便是快到凌晨时分，新闻室还是热热闹闹的。疫情暴发后，大家居家办公，新闻室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为了避免新闻室出现感染群，管理层最初还把新闻室人员分了A组和B组，两组之间不能有任何互动和来往。
前线采访的风险
2020年3月，凤山Sparkletots学前教育中心出现冠状病毒疾病感染群，摄影同事邝启聪当时被调派去拍摄幼儿园进行清洗和消毒。
他说：“我去的时候当然是做足了防范措施，除了戴上口罩，车内也有消毒液。之前沙斯（SARS）暴发的时候我已经在早报工作，我经历过SARS时期，有一定的警觉性。”
抵达学校后，邝启聪发现，前来与他会面的学前教育中心校长在咳嗽，当时新加坡还未规定民众须戴口罩。政府是在2020年4月起才规定所有人出门都必须戴口罩。
傍晚下班后，邝启聪在住家楼下接到一通电话。与他交谈的校长确诊了。
启聪有8岁女儿，为了保护妻女免受感染，他在车上度过那晚。
“我每天早上都会载我女儿上学，我隔天早上还隔着一段距离，跟正要去上学的女儿说再见，目送她离开。”
之后，邝启聪就住进公司为他预订的酒店10多天，老板也特地把一台笔记本电脑送过去，让他能在酒店办公。幸运的是，他当时并没有被传染。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过度紧张了，但是保持自己的安全也是对家人负责，我只能尽我所能把前线工作所带来的风险降至最低。身为摄影记者，我们必须在前线工作，不可能没有人去做这个工作，不可能没有人去拍感染群的。我们这个行业，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选择工作，而是工作选我。”
为“越堤族”同事订酒店
摄像组主任林上德过去23年在报馆工作，每天开车上班得跨越新马边境。从他柔佛武吉英达（Bukit Indah）的家，到大士第二通道，再到位于大巴窑的报馆，最快45分钟，如果塞车就得花上几个小时。
2020年3月17日，马国因为疫情封关前夕，林上德上午把两个星期的衣物带进新加坡，没想到会近一年的时间无法回家去。
问及他当时的感受，他说：“眼看回家遥远无期，就是“显”咯（福建话，意指觉得乏味）。”
报馆还有大约20多位跟林上德一样的“越堤族”同事，也为他们预订酒店，让回不了家的同事有个落脚处。
2021年10月，林上德的母亲突然病逝。疫情间的种种措施，让林上德无法越堤，而这几个月的一水之隔，竟让母子两从此阴阳两隔。
“丧礼由我的弟弟和四个妹妹操办，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帮忙。我的妹妹也有用脸书直播给我看。”
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也无法参加母亲的丧礼送她最后一程，是林上德在疫情期间的最大遗憾。
陪着读者度过疫情
疫情来袭后，新闻的报道方式开创了更多渠道也突破国界局限，其中一个就是直播节目。
2020年恰逢新加坡和中国建交30周年，《联合早报》跟中国的数码媒体澎湃新闻合作，在4月18日举办了“医者说疫——新中医生谈冠病”视讯连线访谈节目，通过早报的网站和脸书页面，还有“澎湃新闻”的平台同步首播。
采访组请到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临床主任苏安·华素（Shawn Vasoo）高级顾问医生和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传染病专科医生梁浩楠。澎湃新闻则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疫情前就开始的《早现场》现场直播系列也派上用场。
家在新山的记者杨量而在疫情之前，每隔一两周就会回新山一趟。
疫情暴发后，马国政府在2020年3月18日宣布关闭边境，新加坡同样4月7日起实施防疫阻断措施。杨量而为了工作留在新加坡，长达18个月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
新马疫苗接种者旅游走廊（VTL）2021年11月29日正式启动。越堤报道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杨量而也得以回到新山与家人团聚，并在途中拍摄视频记录这段难忘的回乡旅程。
她说：“我其实很开心可以负责这个报道，原本已经想要请假，在隔离后回家一趟的。我当时能够第一时间回到家，心情是很兴奋的。”
新马边境终于在2022年4月1日全面重开，马来西亚籍记者卢慧菁（42岁）被安排采访这历史性的一刻，是记者也是历史见证者。
卢慧菁3月31日晚上10时许乘坐同事的车从报馆出发，靠近兀兰关卡就开始堵车。“我们一路上看到许多骑士、车主，都准备凌晨通关，抢第一时间回家，让人看到什么叫归心似箭。”
她说，当时和另一名同事轮流为这历史一刻做《早现场》直播时，网友线上反应热烈。抵达马国境内后，在一家油站前看到不少马国人自发地在路边挥舞国旗，欢迎大家回家，因此决定下车和这些人互动，获得网友的好评。
文字记者做直播，卢慧菁认为，最大的挑战是要随机应变，确保不会有线路不稳、画面不清晰问题。
医药线记者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准确的冠病信息
从2020年农历新年初二的一封记者会邀请函开始，当时担任采访组医药线组长的刘智澎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每天站在前线采访疫情相关新闻，心情可说是随着病例起起伏伏。
刘智澎忆述，疫情期间印象最深刻的受访者，是本地首名确诊病患。来自中国山西的王先生首次出国，怎料还没玩几天就因感染冠病入院治疗，一住就是28天。
“在患者出院当天，我早上10时收到主任的通知，下午2时要到中央医院访他。我得在最短的时间做好功课，在前往医院的途中收集资料、拟问题等。”
因冠病刚暴发不久，病患在出院前也一直阴阳反复，难免让刘智澎担心会感染病毒。医院公关吩咐记者不要和病患握手并保持距离，刘智澎在采访时也戴上N95口罩，做好防范措施。
当时，刘智澎只有约45分钟完成采访和拍摄工作。“患者刚刚出院，没什么气力，我也担心他要做那么长的访问会不会很辛苦。能够独家访问到他很荣幸，但我的压力也挺大的，我当时加入医药线不到半年，怕问题问得不好，或是漏掉一些问题。”
所幸的是，报道出街后，读者纷纷给予正面的反馈，并积极转发和留言，其他媒体也都引述了早报的报道。他形容，这是自己从事媒体行业10年以来，最有满足感的一次采访。
作为医药线的组长，刘智澎在疫情一暴发时，就开始自行记录每天的新增病例，方便新闻室其他同事参阅。只要主任随口一问某个感染群有多少累计病例，一打开他的这份文件就能一目了然。即便没有上班，他每晚都会把新增病例填入文件，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两年多。
“当卫生部在今年初宣布不再公布每日病例，我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这真的是个里程碑式的改变，新加坡和我们都迈入了新常态。”
在疫情期间，刘智澎负责采访大部分的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记者会，压力大，却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名记者的使命感。
“在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解散后，每当我在其他采访活动遇到部长、专家们，彼此间的一个眼神就能领会到，我们一起渡过了疫情的难关。部长也会开玩笑说，‘我终于不是因为冠病才和你见面’。”
在疫情期间采访已康复的病患与疑似病例，让在前线工作的高级记者王康威时时面临感染冠病的风险，每次完成工作后会尽可能消毒，保护好自己与家人。
病毒阻断措施期间，记者不能在外采访，也无法进入受访者的家中，很多时候需要依靠科技如通过Zoom访问。
在疫情期间采访已康复病患和疑似病例的高级记者王康威说，“如果真的要上门，我们会在大门外，保持安全距离进行采访。这是个蛮特别的经历，虽然彼此面对面，但门内和门外好比在两个时空对话。”
当客工宿舍暴发感染群时，王康威也到现场访问客工，了解他们的情况与担忧。
“我们会和在宿舍外面逗留或在附近咖啡店用餐的一些客工接触，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是否会接触到确诊者，就会格外小心。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才有资格去保护家人和朋友。”
王康威说，因了解到读者对于冠病有不少担忧与误解，早报记者都会尽可能通过报道解答读者的疑虑，例如询问卫生部一些最新的政策和执行的原因。“我们经常会联系传染病专家和医生，他们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提问，积极回答，让读者能更了解整个疫情情况。”
在疫情期间，网上出现不少混淆视听的假信息，导致重要的信息被掩埋。王康威说，很多时候，记者都在挖掘和整理有关疫情的消息，并包装成读者能容易理解和消化的信息。
“在疫情暴发时我们才发现一些职业很重要，我觉得记者就是其中一个。在前线采访不单单只是一份工作，我们还肩负着使命感和责任。”
视觉部让疫情数据一目了然
在居家办公期间，《联合早报》美术同事除了须克服设计软件运行不顺畅等技术障碍，还得和时间赛跑，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复杂的疫情数据制成清晰易懂的图表，让读者一目了然。
华文媒体集团视觉部主任陈聪明说，随着早报团队开始居家办公，视觉部的主任们主要分成两队，轮流在单日和双日到报馆值勤，其他组员则强制在家中办公。因美术的电脑体积较大，再加上宽屏显示等器材，搬运起来非常费力。而在家办公实际运作上也有不少挑战。
“首先，设计软件在家中网速运行不太顺畅，再来是分配工作时的沟通障碍导致事倍功半，简单的制图通过电话需要解释老半天，修改慢、也容易出错。做好的制图由于文件容量大，也不便于电邮发送，一切只能从简。”
在疫情期间，视觉部主要配合相关报道，制作病例关系图、数据图和信息图这三类图表。团队会先制作格式化的范本，再由当天值班的同事修改制作。
陈聪明说，疫情初期的图表着重在每一起本地病例和病例追踪。为紧跟每天的新增病例，他在后端长期累积了每天的记录，方便参考。但随着病例暴增，卫生部所提供的病例数据开始变得不完整，自己的记录也不齐全了。
“对于图表的数据完整性，我个人是有偏执的。由于每次卫生部提供的数据都不完整或保留，制图都像缺失了一部分的拼图。”
为了让读者能容易阅读图表，视觉部同事每次在制图时，都有小幅度的调整，如更换符号、颜色等。
“要在版位有限的情况下，将卫生部提供的各种病例信息如编号、确诊日期、病例之间的关系等都在图表中呈现，难度很大。最后我们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格式，然后就沿用下去，这样也能让读者习惯阅读，最重要的是确保信息正确。”
当时团队制作较为特别的信息图，主要是疫情后期的居家康复流程图，以及新加坡与一些国家建立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后，可出入哪些国家的旅游走廊。
每天看着这些疫情数据，陈聪明可说是百感交集。他一边担心着家人、朋友、同事和自己可能感染病毒，同时又感叹感染群中不负责任、偷偷到处乱跑的民众，也为病逝的患者感到惋惜。那是一段对他，以及整个早报新闻室都刻骨铭心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