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卖书为主业的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截至去年为止,主办新加坡书展足足37年。

  这个曾是本地最大规模的书展,把好书和文教活动带给本地读者,也是书商、作家和爱书人聚集和交流的平台。

  在网路购书和电子阅读崛起、华文阅读风气低落,以及在冠病疫情的冲击之下,书展不断在逆流中求变。

  步入2023年,书展彻底转型,蜕变成在多个场地举办讲座和活动的城市阅读节。活动形式改了,但文化传承和鼓励阅读的使命不变。

  书展的故事反映了时代变迁,也诉说着一份坚持。《联合早报》回看书展过去盛况和应变策略,展望阅读节未来的方向。

新加坡书展最早的前身是“世界华文书展”,1986年在位于仁定巷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报业中心礼堂首度举办,两周共吸引10万人次。这支强心针让华文媒体集团再接再厉,把书展打造成为一年一度的图书嘉年华。

首届书展1986年5月23日举办首日就迎来上万人次,经营书摊的书商负责人也感到意外。

一连14天的活动为爱书人带来新马、中港台和美国共300家出版社约两万种书籍,也为书商带来约30万元营业额。

曾任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文化产业部及时报产业执行副总裁的萧作鸣,1991年至2014年担任书展工委会主席。书展首次举办时,他是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SNPL)行政人事部高级经理,负责督导华文报文教部筹办书展的工作。

萧作鸣说,华文报集团有一个优良传统,旗下公关部和文教部向来积极筹办书画展等文教活动,决定举办书展,是出于一份使命感。

“那时有不少著名国际书展,如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本地也有一个新加坡国际书展,着重英文书籍,也相当成功。新加坡就是缺少华文书展。作为华文报集团,我们在思考要怎么推广华文华语,同时又能拉近华文报与读者的关系,于是决定办一个书展。”

世界华文书展不只是图书展销会,也是文化交流的平台,在海峡两岸尚未开通的年代,把两岸三地的作家、出版社和文艺活动介绍给本地公众。例如,第三届书展就请来福建省木偶艺术团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呈献演出和展览。

萧作鸣说,办书展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华文媒体集团意识到,如果要继续办下去,就必须创新并且精益求精。“我们秉持着一股坚韧的精神,把书展越办越大,一心要把它做得更好。”

转移世贸中心 文教活动多姿多彩

1989年,世界华文书展迁至世界贸易中心(如今的港湾中心)举办,两个展厅展出的书籍种类超过五万种。为期九天的活动,共吸引40万人次,销售额达260万元。

1997年6月20日,时任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敏良(左三)为第12届世界书展揭开序幕。左起为书展协办主席廖国斌、时报出版执行副总裁任正君、报业控股业务总裁郑坤德、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周景锐以及书展工委会主席萧作鸣。(档案照片)
1997年6月20日,时任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敏良(左三)为第12届世界书展揭开序幕。左起为书展协办主席廖国斌、时报出版执行副总裁任正君、报业控股业务总裁郑坤德、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周景锐以及书展工委会主席萧作鸣。(档案照片)

转移至世界贸易中心后,书展的文教活动更加多姿多彩。同年,华文报集团宣布,每年6月学校假期都要办书展,瞄准学生和家长,以培养年轻的读者。

1990年代,书展一度结合华族文化节和国际华文文艺营的活动,邀请新马及两岸三地华文文学界佼佼者,到书展会场办座谈会,成为本区域受重视的文化盛会。

报业控股华文报文化产业部前副总裁林焕章也曾担任书展工委会副主席。他忆述,书展主舞台不间断举行讲座,公众听完讲座后也会采购书籍,对推高当时阅读风气发挥重要作用。

“为鼓励学生来书展,我们举办不少与华文华语有关的校园活动,包括写作比赛、演讲比赛,以及如何帮孩子应付会考等亲子讲座……参观书展成为学生家长一个假期的好活动。”

当时书展节目还包括儿童木偶戏表演、舞蹈表演、新谣歌唱比赛、华乐演奏、美术及摄影展。

1996年改称世界书展 展出中英文书及电子书

在当年购书风气蓬勃的带动下,书展规模和声势进一步扩大。

1996年,华文媒体集团与时报展览及会议公司联办书展,世界华文书展改名为“世界书展”。

“世界书展96”汇集七万多种中英文和电子书,也展出文教和工艺用品,共吸引72万5000人次参观和购书,营业额超过900万元。

那一年,书展首次举办版权交易活动。林焕章说,参展书商及出版社除了带来新书,往往也希望能商讨版权交易,把一些书籍的版权扩大到其他的国家或区域。

“例如,他们可能希望将一些中国大陆的书籍,销售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市场。或者,新加坡的一些出版商愿意把这本书带到海外去。大家就可借助书展这个平台交流、洽谈。”

转移至新达城 书展迈向高峰

1990年代末,政府重新发展世界贸易中心,世界书展迁移至新达新加坡会展中心,开启最辉煌时期。然而,数码时代随即而来,购书与阅读习惯的转变,让书展面对经营压力。

书展1986年首次在报业中心举办时,场地面积只有1200平方公尺;到1998年,书展转至新达新加坡会展中心四楼和六楼展览厅举办,共占据1万8000平方公尺。

第31届新加坡书展2016年6月3日至9日于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401与402展厅举行。(档案照片)
第31届新加坡书展2016年6月3日至9日于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401与402展厅举行。(档案照片)

那一年的书展汇集220名新马、中港台和欧美参展商,参观人次达82万。虽正逢亚洲金融风暴,书展还是取得950万元的营业额,但比前一年下降。

萧作鸣指出,新达城地点更适中,让更多公众前往观展。另外,新达城内礼堂和会议室也方便举办座谈会和交流会。

有了更大发挥空间,主办方做出不少新尝试。这包括首次开辟马来图书展销区,让马来同胞也可前来选购书籍,以及开设专区让海内外出版商讨论版权交易。

到了2000年代,版权交易区扩展为研讨会,邀请出版商与作家探讨出版界热门话题,书展的功能愈加丰富多元。

重新思考办书展模式 走出新达城

世界书展在2009年改名为“新加坡书展”,更凸显新加坡的名号。迈入数码时代,新加坡书展已是本地家喻户晓的品牌,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

人们买书和阅读的习惯已明显转变,网购和手机阅读形式盛行,传统书业和出版业者陷入生存困境。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华族孩童在家中主要讲英语,离开学校后往往不再接触母语读物,华文阅读风气每况愈下。

萧作鸣坦言,当时在新达城办书展越来越不易,参展商反映来参观的人减少,买气也下降,书展规模逐渐缩小。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罗文燕认为,书展的未来方向是要建立和经营一个阅读社群,与喜爱阅读的读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更好地贯彻鼓励阅读的目的,让阅读节的书香不局限在活动举办期间,而是延绵至全年。(白艳琳摄)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罗文燕认为,书展的未来方向是要建立和经营一个阅读社群,与喜爱阅读的读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更好地贯彻鼓励阅读的目的,让阅读节的书香不局限在活动举办期间,而是延绵至全年。(白艳琳摄)

时任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文创、教育与新兴事业群副总裁罗文燕,在2017年接手新加坡书展工委会主席时,书展已面临很大经营压力。

罗文燕目前是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营运总编辑。她受访时说,书展场地租金、活动制作等成本高涨,而来自国外的参展书商已大为减少,书展基本上是入不敷出的。

“买书的人虽不像书展鼎盛时期那么多,但仍有一定人数,我们在想是不是要换一个方式去办书展?或许应跳脱展厅的模式,把阅读带到更贴近民众的地方。”

那时候,属于鹏瑞利置地集团的首都综合项目(Capitol Singapore)竣工不久,愿腾出一些空置的零售空间作为书展场地。华文媒体集团趁着这个契机,带书展走出新达城。

2018年的新加坡书展在首都综合项目和赞美广场(CHIJMES)两个地点举办,让公众既可买书,也能听讲座和参与工作坊,沉浸在历史建筑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尽管有些公众对书摊数量减少有意见,但整体反应不俗。

“新加坡书展2019”一连10天在新加坡首都综合项目举行。图为许多爱书人趁活动最后一天前去选购书籍。(档案照片)
“新加坡书展2019”一连10天在新加坡首都综合项目举行。图为许多爱书人趁活动最后一天前去选购书籍。(档案照片)

隔年书展回到首都综合项目举办,邀请到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等政治人物亲临现场出席新书发布会,大大刺激人潮与购买率。

2019年书展一连举行10天吸引约20万人次到访,超越往年人数,但鉴于场地能使用的空间已面对局限等因素,继续在此办书展已不容易。

2020年冠病疫情来袭,一切计划打乱,但也催化书展转型。

书展疫后转型为阅读节 为鼓励阅读探索新路径

接下来两年,冠病疫情席卷全球,书展不曾中断,转为线上举办。疫情稳定后,书展一度实体回归,最终毅然走向转型之路。

2020年,当即将迈入第35个年头的“新加坡书展”遇上令全世界停摆的疫情,已敲定的活动计划顿时被彻底打乱。阻断措实实施后,面对看似无止境的出行禁令和逐渐逼近的活动日期,工作团队当务之急是尽快做出抉择,决定是否继续办书展。为了不辜负读者这些年来的支持与期待,团队思考再三,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在无任何经验与准备的情况下,将一场大型实体活动搬上线。

拍板定案后,团队已无多余时间担忧与焦虑。从一开始对线上节目制作一窍不通 ,到慢慢摸索出一套制作流程,团队将有限的时间投入于追赶学习进度。当时因无前例可考,线上节目的各环节,从场地设置、软件、器材、拍摄方式和及时沟通管道等,无一能让团队省心。

有别以往的早报制作,这次活动不见跨部门同事在公司里携手合作的情景,只有筹划团队在遵守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在不同空间各自努力,以远程沟通携手完成节目制作。

“新加坡书展线上阅读周记”就此诞生。为期八天的活动为读者呈献了近30场直播节目,更请到海内外知名作家阎连科、陈文茜、杨照与黎紫书等,与读者线上会面。形式的转变除了带来约90万人次的网络点击,更加深了书展与既有伙伴的合作关系。

2020年线上书展吸引共20多家本地和海外的出版社及书店参与,不仅提高了书商网店的能见度,也推动了销量。与国家图书馆管理局长期合作的“义工讲故事”节目,也经双方配合顺利以线上方式录制与呈现。有了这次经验,团队在之后两年的线上书展持续精进,进一步优化节目质量。团队的线上活动策划经验也运用到2022年与华族文化中心联办的首届新加坡文创节。

2022年疫情稳定后,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将新加坡书展带回现场,首次在国家图书馆大厦和毗邻的百胜楼举行。实体书展设在图书馆大厦,讲座和节目分两个场地举行。

2022年6月5日,由电台96.3好FM举办,题为《好想跟你唱新谣》的演唱会于百胜楼中央广场举行,现场反应热烈,舞台周围以及各楼层都站满了观众。这场新谣演唱会是“新加坡书展2022”的活动之一。(档案照片)
2022年6月5日,由电台96.3好FM举办,题为《好想跟你唱新谣》的演唱会于百胜楼中央广场举行,现场反应热烈,舞台周围以及各楼层都站满了观众。这场新谣演唱会是“新加坡书展2022”的活动之一。(档案照片)

举办去年这场实体书展,工委会也经历过挣扎。但考虑到疫情两年没有实体书展,加上书商在呼吁,而那一年图书馆大厦也有空间,工委会最终决定复办。

但长远来说,书展或去或留,已来到交叉口。这又回归到鼓励阅读的初衷。  

罗文燕说:“疫情那几年过渡期,我们真的在思考办实体书展的意义是什么?华文媒体集团不是书局,也不是大型出版社。我们确实要鼓励阅读,但是否有必要每年承办一个大规模的书展?”

她指出,一个书展办得成功,需要一定规模和各方配合。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大型书展背后,有政府或私人基金提供的经费或人力支持。

新加坡书展若以小规模形式继续下去,她认为意义不大。“没有一定规模,展览效果会越来越弱,很难维持。除非把书展扩大来做,成为一个区域型书展,但这肯定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

她强调,华文媒体集团的有限资源应放在自己最擅长做的。

“”我们的资源就在于媒体以及作家的网络。办活动,我们是可以的。我们可利用与区域作家的联系,以及对本地受众的了解,举办可满足读者需求的活动。”

书展2023年转型为首届城市阅读节,与第三届早报文学节同步举行。不再承办实体书展的华文媒体集团,把精力集中在阅读节的活动策划,并且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在不同场地举行面向不同受众的讲座和节目。

2023年6月3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应首届城市阅读节之邀,在滨海艺术中心举行压轴讲座,约1400名公众到场聆听。(档案照片)
2023年6月3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应首届城市阅读节之邀,在滨海艺术中心举行压轴讲座,约1400名公众到场聆听。(档案照片)

不管书展还是阅读节,本地书商始终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书商对新加坡书展不复存在虽然失望,但他们立即组织起来,在百胜楼主办自己的书展,由华文媒体集团帮忙宣传。

罗文燕说,有了2023年的经验,阅读节接下来会加强策划与执行工作。这包括深化与伙伴的合作,让不同分场的活动内容更多元充实、主题更鲜明。

华文媒体集团在探讨建立和经营一个阅读社群,与喜爱阅读的读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更好地贯彻鼓励阅读的目的,让阅读节的书香不局限在活动举办期间,而是延绵至全年。

罗文燕的初步设想是,呼吁早报俱乐部喜爱阅读的会员加入这个社群,通过电子简报(newsletter)或社交媒体向他们推荐好书、早报专栏作者或记者的文章,以及推送阅读节或作家讲座等最新消息。

在本地华文阅读风气式微的背景下,阅读节要逆流而上,不啻为艰巨任务。但罗文燕指出,整体华文媒体集团在本地就是逆势而上。

“不管是早报、新明或年轻受众品牌,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逆势而上。如果我们要坚守鼓励华文阅读这个初衷,那大家就有一起奋斗的意义,而既然决定要这么做,我们手上的资源,就要想如何最好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