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明广：早上上学，晚上上班
简介：梁明广1929年出生于中国海南岛，1935年随母亲到新加坡来投奔父亲。他毕业于南洋大学，以完颜籍等笔名发表诗文，是诗人、杂文家，被誉为新加坡华文文学现代主义推手，著有《梁明广文集》。1956年南洋大学开办时，在《南洋商报》当编辑的他想念大学，但又不能放弃工作，于是决定去拜访未曾谋面的《南洋商报》老板李玉荣。
“南洋大学要开办了。我想，我应该进南洋大学。但怎么办呢？要辞掉报馆的工作吗？不行啊，我的爸爸妈妈要靠我，辞掉工作就没有收入了。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南洋商报》的老板是谁你知道吗？李玉荣，George Lee。他是意大利汽车飞霞（Fiat）在新加坡的总代理。他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知道我的要求后，就说你有志气！你就白天去南洋大学，我调你去做晚班。他还问去南大需要不需要一辆车？你买我的Fiat，我不收你的利息，分期付款，从你的薪水那边扣。哗！我说这样好啊，谢谢……谢谢。就这样，我还可以保留工作，一面去南大念书。”
林得楠：在报馆吃大锅饭
简介：林得楠出生于1963年，1984加入《联合早报》，曾任高级编辑。他现为出版社玲子传媒的执行董事兼总编辑，也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以“喊喊哥哥”为笔名主持儿童信箱长达十年，是多部儿童绘本的撰稿人，近年担任多项文学奖与创作赛评委。他在70年代末求学时期，是《南洋商报》的学生通讯员。他最怀念学生时期在报馆吃大锅饭的日子。
“当时，《南洋商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家庭，管理层和主编给我们的感觉像是一家人。他们不会拒绝我们在那里闹，甚至在晚上很晚了还在编辑部闹，跟那些记者编辑们打成一片。他们都不介意甚至还为我们提供茶水。我们对报馆来说，应该算是外人，却可以经常到南洋商报的餐厅吃大锅饭。只要凑足六人，或者四个人，就可以上去吃了。”
谢声远：吃大锅饭最怕老鼠
简介：谢声远1942年出生于新加坡，1962年至1964年就读于南洋大学历史系，后因故肄业。1969年，他进入《星洲日报》任电讯翻译，后任国际新闻组副主任；1984年，离开报界，次年创立兴艺东方艺术品中心（Heng Artland），经营艺术品收藏展览与推广业务，至今仍从事艺术管理及咨询专业。他也从2011年开始，参与《怡和世纪》的出版工作，先后担任统筹、副主编、主编等职。他记忆中在《星洲日报》同样吃大锅饭，还因此引来了很多不速之客。
“吃大锅饭的后患就是老鼠！我在那里期间，尤其值夜班守夜的时候，就要应付老鼠闹场。灯一关上，老鼠就出来了。老鼠躲在各个角落，如果吃过饭不马上清理，肯定会引来老鼠。首当其冲是我们晚上守夜的人。我们编辑部在三楼，二楼是经理部，楼下是印刷部。我们半夜两点关了灯，得从三楼的楼梯下来，一直走到一楼。二楼经理部早就熄灯了，所以这些老鼠很可能潜伏在二楼。我们每次从三楼到二楼的时候，因为灯熄了嘛，所以最怕踩到老鼠。”
王爱菊：老同事趴在桌上与世长辞
简介：王爱菊1953年出生，高中毕业后上了半年中医课程，后入读新加坡大学社会科学系；1975年因成功应聘入职《星洲日报》当记者而辍学。1979年，她调入新成立的“星洲少年”组，成为该组编辑，1984年被委为《新一代》编辑主任，1986年担任《联合学生》第一任主编。1990年，她转行从事保险业，2007年退休。
“当年报馆在罗敏申路一栋三层的老房子里……编辑部有几位年过七旬、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很有学问，温文尔雅，态度亲和，但说话不多。每天晚饭时间一到，就有几位厨房大婶把煮好的饭菜一大锅一大锅地提到编辑部来，一下子就把寂静的氛围暂时打破。大家放下笔，然后让老先生们先上前取食。我看着他们总是默默地起身，拖着拖鞋，领了食物回到座位，静静地把饭吃完，把筷子碗碟还回来，又马上回桌伏案工作了。有一天，我听说一位老同事前一天晚上看稿时，倒头伏在桌面上就与世长辞了。这些场景让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也为老报人敬业乐业的精神而感动。”
郑明杉：大伙下班后经常喝茶吃宵夜
简介：郑明杉生于1951年，从南洋大学政府行政系毕业后，先后远赴巴黎和纽约留学；他1983年加入报馆，从《联合早报》退休前是财经组主任，也是报馆任期最长的财经组主任。他在海内外出版了20本书，包括《黄祖耀传》《连瀛洲传》《明眼看名商》《星洲头家传略》等。
“在亚历山大报馆的时候，晚上7点半基本上工作就结束了，老同事一般上放工后会一起去老巴刹吃亚坤啊，搬到仁定巷后就吃潮州粥。那时同事之间的凝聚力很强的，不是说一下班就走了，喝茶吃宵夜是很普遍的。当时马来西亚方面很多新闻是由马国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提供，所以我们每年都会组团北上去吉隆坡，跟《星洲》《南洋》的同行交流。”
杨瑞锋：爬格子的日子
简介：杨瑞锋1953年生于新加坡，最初加入《南洋商报》，在印刷制作部当学徒；国民服役之后，1974年回到《南洋商报》制作部；隔年通过口试笔试，转到编辑部当电讯组新闻翻译，不久转任记者。1990年代，他采访政治新闻，还曾参与多个与李光耀有关的出版项目，包括1993年的《李光耀40年政论选》、1994年的《李光耀图片集》，以及《李光耀回忆录》的多媒体光碟。后来先后升任采访主任和执行编辑；2022年12月正式退休。
“当年做记者是很紧张的，因为没有电脑，我们真的是在爬格子。你可能看过那些稿纸，我们一格一格地写。紧张的时候，一条新闻可能用上10多张稿纸。因为每写一段可能几行字而已，编辑就来撕了，拿去排字房排字，不能等的。所以就是写一段撕一段，马上拿去排字、校对，到最后再拼凑起来。这是当年的情况，跟今天自己打稿看稿，早已经没有校对的日子是不一样的。”
汪惠迪：“峇”字已有千年历史
简介：汪惠迪1937年出生于上海，先后在曲阜师院和常州教师进修学校教授现代汉语；1979年5月移居香港；1984年10月，开始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服务，先后担任新闻改写员兼辅导、高级新闻研究员兼辅导和语文顾问；2000年10月退休，曾返聘兼任语文顾问六年；现任上海《咬文嚼字》特约编委和《语言文字周报》编委。他对早报语文的规范使用做出不少贡献，是同事们敬重的汪老师。他也特别研究过为什么东南亚地区常用的“峇”字，其实大有来头。
“有印尼读者批评我们在新闻中不用“巴厘”而用“峇厘”。他说“峇”应该用巴拿马、法国巴黎的那个巴。我们用的是峇峇的那个峇，是一个怪符号。他不知道，“峇”字最早见于中国古代一本字书《玉篇》，是公元1013年一个叫陈彭年的人，根据重修的辞书里收录的。中国古代有名的韵书，叫《集韵》也收了“峇”字。这怎么是怪符号呢，起码也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了。”
陈庆来：排字工友厉害认字
简介：陈庆来1941年在本地出生，中正中学毕业，1965年考入南洋大学历史系；1969年底加入《星洲日报》担任编辑，1979年成为编辑组主任；《星洲》《南洋》两报合并后，从1985年起任《联合早报》编辑组主任，直至退休。他退休后热心公益，在樟宜监狱做义工长达15年。他也积极参与社团工作，担任揭阳会馆总务、副会长等职务。
“我非常钦佩当年那些排字工友，无论记者的手稿写得多么潦草，他们都能够完成任务。例如当时的总经理黄溢华，他也是从当记者过来的。他学过行草，写字的时候龙飞凤舞。我们看稿的时候啊，有时候是要靠猜的。但是，有时候真的不行，尤其是在紧张和冲线的时候，就把稿子先拿去给排字房排字，排完了才看小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