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口述历史：老报人难忘经历

简介：  张清江1950年代在新山宽柔学校教书时也为《星洲日报》服务。由于《星洲日报》总部在新加坡，他的稿件“搭乘”星柔快车南下。《联合早报》成立后，他是执行编辑，负责签版和把关；1991年退休后，这位南洋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继续做翻译工作。

“当时跟新柔快车安排好，每次我有稿件，就买一张车票，就像乘客一样。我把稿子交给车长，让他载到新加坡。他到了新加坡再打电话到报馆，叫人去领……。当时的车票七八毛钱，这样的安排倒是很方便。”

简介：蓝平昌生于1951年，1972年21岁时加入《星洲日报》。《联合早报》成立后，他离职到远东机构工作了16年，1999年回到《早报》担任赛马组主任，2004年退休。他记得李光耀先生当总理的时候，国庆群众大会在国家剧场举行，记者们则要接力写稿。

“李光耀总理是没有讲稿的，他讲什么，我们四五个人就接力听。他用英语即兴发挥，我们五个人，一人听10到15分钟。报馆派一个勤务员，骑着电单车，每10到15分钟来接我们的稿送回去。我们写了就丢给他，他拿了马上走，很好玩的。今天回想起来实在是有趣，又很辛苦。”

简介：1950年出生的林春兰于1975年加入报馆，1995年主管《星期五周报》。在她领导下，周报在2009年改革并推出《逗号》，后来也催生出两份学生刊物——《大拇指》和《小拇指》、举办艺术教育计划、教师交流会等。她前后在学生报服务了17年，被喻为“学生报之母”。

“我们做学生报有这样的一种......也不能说使命，就是基本的责任。像《星洲少年》《星期5周报》都一直在进行这个工作，基本上没有中断。所以在我退休的时候，同事们给我做访问，说我是一个搭桥人。我们把消息传给接受者，这只是报纸的一般功能，接受者包括家长和老师。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报章和学生之间建起桥梁。这个桥梁包括我们成立了通讯员组织，也包括我们办很多活动让学生参与，跟他们建立起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好像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

简介：吴俊刚1949年生于新加坡，在乌敏岛长大。他高中毕业后，1968年加入《新明日报》当意外组记者；两年后任《南洋商报》法庭新闻记者；1984年当选国会议员，连任四届，2001年卸任。这17年间，他继续在报馆任职，先后担任言论组评论员、资深新闻研究员、新闻培训部经理、公关经理、新闻研究部主任。2007年，他出任言论组主任，2009年退休。他退休后仍继续为《联合早报》撰写评论文章。

“我从事新闻行业可以说是因缘际会，后来从政也是因缘际会。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个中的因缘。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解释自己的一生、走过的这个路。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是那样。最终呢可能是这种因缘啊。以我本身的一生来讲呢，可能我就是跟报馆有这个特别的因缘，所以能够把第一份工作做到退休。即使当中起了很多变化，我还是没有跟报界脱离关系，始终保持这个关系。这个很奇怪，而且到今天还是，即使退休了还保持这种微妙的关系。除了是因、缘，没有更好的解释。”

简介：李智松195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在新加坡的道南小学和中正分校念小学和中学。1987年9月加入《联合早报》担任美术策划，三个月后升任美术组主任。他在1987年11月和2009年10月分别参与了《早报周刊》以及双语高端杂志《早报报志》的创刊工作。早报多次改革版面，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2017年正式退休。

“在报馆工作了30年，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我的家人经常对我说‘Dad，I’m so happy you can do what you like，what you enjoy’。我其实也像是上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学。跟我合作的上司和同事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处事待人和管理的知识和技巧。这些经验都是非常难得的，我非常珍惜。我也非常庆幸我组内的很多组员，各个不同的专长。

简介：陈福洲1953年在本地出生，1978年加入《南洋商报》，在暗房负责冲洗照片，1981年成为该报摄影员。1983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成《联合早报》后，他继续当摄影员，2018年退休后转为特约摄影员至今。摄影员和记者一样在新闻前线冲刺，许多经历至今难忘，尤其是早年执行出国采访任务时，把酒店“改装”成暗房来冲洗照片。

“我们要带去一个箱子，放机器、冲洗药水，什么都带。去到酒店，又要把房间封到密密，不能透光，尤其是冲洗底片。晚上还好，白天的话，我们有时会带那些黑色的纸去，把窗口全部粘起来。有时候酒店的人还会问我们为什么房间这样臭，我就跟他讲没有办法，是药水的味道，毛巾也弄到黄黄。那个药水真的很重。而且，药水全要带新的，不可以带旧的去，万一有状况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