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被称为“改革老人”的中国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高尚全昨天（27日）病逝，享耆寿92岁。
综合中新网和第一财经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布讣告公布，高尚全因病医治无效，昨天下午3时02分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具体丧治事宜另告。
报道称，改革是高尚全毕生的追求，虽然已过耄耋之年，但是他仍是三句话不离“改革”，被媒体称为“高改革”。作为现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者和亲历者，高尚全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高尚全1929年出生于上海，195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因为“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
从1952年参加工作到1982年，高尚全在机械工业系统整整干了30年。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5至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报道称，高尚全对改革充满热情与信念，并长期为中国改革献计献策。他曾先后参加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等六次中央重要会议文件起草工作。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高尚全参加了该报告的起草。
他曾撰文回忆，当时起草小组中的许多人坚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所以“市场”这两个字不能出现。面对许多“老资格”的反对，他在西苑旅社组织召开了一次理论讨论会，与会专家达成了共识，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经阶段。他把这次研讨会的意见汇报给了中央决策者，力陈这一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突破的时机已经成熟。
最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了中共中央文件。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稿”。
中共中央第二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高尚全也参加了这份《决定》的起草工作。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劳动力市场”首次写进中央文件。
按照传统观念，“劳动力市场”与剥削剩余价值挂钩，而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就是消灭剥削。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修改稿，还是只提“劳动就业市场”。但高尚全坚持认为，中国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劳动力和资本是最重要的要素。
高尚全的另一次建言则发生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当时，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改革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正是由于整个经济体正大踏步地迈向市场化，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新兴市场主体的壮大对市场体系、金融体制、投资门槛、国企垄断以及政府职能等一系列体制性障碍提出了新的改革诉求。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创新点之一，明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全会文件起草过程中，高尚全曾两次在起草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其中一次是2003年6月9日的起草小组会议上，他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理论问题，其中主要谈关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高尚全提出，一是通过实行股份制，发展混合经济。有的可通过上市变成社会公众公司，实行资本社会化；二是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使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高尚全说：“我建议把‘公有制为主体’，完善为‘公有制为主导’或‘国有经济为主导’。十六届三中全会接纳了我的建议。”
“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高尚全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强调，改革不能脱离现实的国情，去一步到位马上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没有采用“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包括阶段性改革目标的设置，譬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历史证明，这是睿智且成功的。
报道称，他关于“企业自主权”“商品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一系列改革建言，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改革理论的发展。
他曾在1956年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当时，有两件事情引起了高尚全的注意。一件事情发生在沈阳，有个变压器厂，属于一机部管辖；还有一个冶炼厂，属于冶金部管辖。两个厂一墙之隔，近在咫尺，但却不相往来，原因是他们的业务都要经过部里调配。变压器厂需要铜，不能直接去冶炼厂买，而是要向两个部打报告，审批之后才能购进。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上海。1956年夏天，上海异常炎热，一家企业为了防暑降温，向上级部门打报告申请购买电风扇，报告通过11个部门的漫长审批，终于获得批准，但这时夏天已经过去了。
这两件事对高尚全的触动很大，“觉得不改革不行了”，于是他写了一篇调研报告《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直陈企业自主权过小，由于中央主管机关管得太多、太细。这篇报告被人民日报发表，引起企业界和各有关部门的关注。
高尚全曾说：“改革是无止境的，是一项长期任务，改革永远在路上。”“改革最终为的是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与人民分享，改革搞好了，老百姓就能够真正富起来，国家才能够强盛，民强才能国强。”
高尚全出版了多部专著，他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与思考》中曾说：“我已经88岁了，为什么仍然要朝九晚五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新时代的改革开拓者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有更多的方法可以适用。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我这一生的牵挂。唯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蒸蒸日上，直到永远。”
高尚全也力挺华为。2019年9月21日，高尚全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行的“与掌门人同行-致敬共和国70周年”主题论坛发表演讲称，“华为从最初从事交换机贸易、到如今发展成如独一无二的全球型企业，经历值得思考。我在1997年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提出‘华为姓资不姓社’、‘华为的职工持股是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对此表示不赞成。”
这场20余年前的争论，如今早有定论。1997年，高尚全在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有人给中央写信“举报”华为科技公司，说它姓“资”不姓“社”。理由是华为国家没有投资，是非公有制企业，又搞了职工持股，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之后，高尚全主动提出去深圳实地调研。调研的结果令他兴奋。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以2.1万元（人民币，4300新元）起步，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企业却给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税收和财富，解决了十几万人的就业，职工也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高尚全认为，它恰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后来，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新型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最终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高尚全在上述论坛提出，在华为自主创新的道路上，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是激发这一企业创新的动力。同时，华为的创新是开放的创新，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
对于民营经济，高尚全提出“绝不会离场，而且要越做越活”。对于国有资本，高尚全认为“要做强做优做大，落实中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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