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连月来包括公共图书馆馆藏和坊间书籍都有疑因触犯《香港国安法》而被下架移除。不过，国安法实施已一年多，当局至今未提供禁书清单作参考，这让教育界、学校图书馆主任等人人自危，表示只能从媒体报道及政府的回应中，窥探当局对“禁书”的红线，呼吁有关当局应公布下架书籍的完整名单及原则作参考。
根据《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公共图书馆先后三次检阅馆藏，并将数十本书下架，但署方不曾公布过书名。另一方面，学校图书馆被教育局发通告提醒，校内不应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藏书，但图书馆主任称从未接获禁书清单，到底哪些书本须移除下架，目前并无指引。
康文署回复查询时透露，至今共有八十九项馆藏涉违国安法，须暂停服务；教育局则指，校方有责任将疑涉违法的书目移除，学校图书馆亦应参考公共图书馆的已下架书籍，但两部门均没有披露涉违法的书目名单。
有中学老师提到，其学校已移除个别政治立场鲜明的文化评论人的书籍，以及谈及占领的小说，还有学校移除被公共图书馆覆检、由陈云所著的《香港城邦论》。有学校则将早前在书展中，被建制团体举报违法的书籍移除。
现职小学图书馆主任、优质图书馆网络主席熊铭受访时指，其任职学校暂移除被某些报章点名的《一读就懂！孩子必须知的法律常识》，他也听说有中学移除讲述东欧国家当年组人链抗议的书、以及占中三子撰写的公民抗命书。
缺乏下架的准则，图书馆主任只能靠估计来判断法例的红线。熊铭表示，不论教育局或康文署，均未有提供禁书名单，业界唯有从新闻报道中，知悉哪些书的风险较高再将书下架。他直言，若书本有政治口号，或涉及含有个人观点的评论，业界会较明白可能需移除，但目前的禁书指标未必仅针对内容，“如作者涉违《国安法》被捕，他过往写如何选红酒的书都要被下架。”
另有教育界人士加强同业交流，望互相参考对方的准则。香港学校图书馆主任职能关注组召集人刘宝珊坦言，图书馆主任自己亦不太熟识《国安法》，亦无任何资料可参考，实际执行起来是各自演绎。刘宝珊透露，关注组开始透过电子表格向同业收集下架图书记录，但强调并不具权威性，只供业内参考，她无奈称：“我们打份工，无人希望犯法。”
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则认为，过度自我审查的话，图书馆变得无书可藏，失去价值之余，对学生发展并非好事，他说，应让学生接触信息，再训练他们有筛选信息的能力，对某些信息产生免疫力。
熊铭则指出，每个人理解书本角度或有异，如他的学校所移除的法律书籍：“有指该书是教人逃避刑责，但亦可能让当权者见到法例的漏洞，再修例完善。”这些书或可视为教材的一种。此外，不少文学作品会有隐喻成分，熊铭直言，若要连作者的隐藏信息都要一并考虑，做法是荒谬且奇怪。
图书馆主任协会会长黄毅娟表示，学校图书馆的馆藏最少也有两三万本，要检视当中是否违反国安法的内容需要一定时间，“学校根据出版社建议、学生的兴趣及学科的需要买书，主要在暑假进行，因为会一次过买很多本，过去只能看封面、出版社及作者，很难深入阅读每本书的内容。”她相信部分学校或有需要动员全校老师分批检视书籍。
黄毅娟还说，由于教育局未有明确指引哪些书本需要下架，目前只能交由学校自行判断，“主要是参考媒体报道，或者书本的当眼位置有些敏感字眼，都会小心处理。”熊铭了解有学校会将责任放在图书馆主任一人身上，直斥此做法显示校方推卸责任，万一相关同事看漏眼，遗漏了零星疑违法的书本，有可能需由主任负上刑责。
为化解人人自危的局面，吕志刚称已要求康文署公布下架书籍的完整名单及原则，让学校以此为指标，他亦已征询法律意见，认为应由国安处或教育局颁布书本清单，以保障同业权益。学校亦须设机制，由学校集体负责检视书本，而非由图书馆主任独力承担。
刘宝珊也认为，既然当局要严格执法，教育局有责任提供具体指引，而非只得通告上简单几句说话，“可能有部分书，以我个人尺度而言觉得可以，但不知执法人员是否同样想法。”熊铭则建议，设机制由教育界通报疑违法书籍予教育局，再由当局审视并作定夺。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