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将“共同富裕”摆上空前重要的位置后，腾讯、拼多多和美团等民企都对“共同富裕”发起响应，对此舆论褒贬不一。
美团8月30日发布财报后，CEO王兴在分析师会议上表态说，“共同富裕”植根于美团的基因之中，因为“美团”的名字里，“‘美’就是better，‘团’就是together，美团就是一起更好。”
对于王兴的表态，众多网友并不买账，认为他的解释”牵强附会“。有网友留言说：“这么圆就没意思了。”“被锤多了，开始绣红旗了。”还有人套用王兴的句式调侃道：“美就是美国，团就是团队，这就是美国团队。”更多网友呼吁美团拿出实际行动，执行共同富裕。
相比之下，拼多多和腾讯则拿出了更多的“实际行动”。
拼多多8月24日在公布上市后的首个季度净利润时，宣布进行”百亿农研专项“。拼多多将这些利润及未来潜在获利投入农业发展，直至投资100亿元人民币（约20亿新元）。
拼多多执行长陈磊介绍，农业和农产品触及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数字化率较低的领域，希望通过设立“百亿农研专项基金”，用技术的方式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振兴贡献力量。
他透露，“百亿农研专项”将显著影响股东的短期每股盈利，但却是对未来长远发展的铺垫，董事会已经批准通过。
科技巨头腾讯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隔日即宣布，再次增加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00亿新元）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腾讯此前刚刚公布今年第二季度财报，虽然本季度是其收入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但依然选择立即公告，助力共同富裕。
对于拿出实际行动的企业，虽然也有诸如”求生欲溢出屏幕“的调侃，但舆论显然更加温和。“这才是大企业该有的样子，先富裕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腾讯的这个动作，希望业内多多内卷。”
值得一提的是，拼多多和腾讯的官宣中，很少提到“公益”二字。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评论文章分析说，腾讯显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做公益，更不是捐款做慈善。所谓“共同富裕专项计划”，类似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意在把腾讯的资金和数字科技能力投入到诸如乡村振兴、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层医疗体系完善、教育均衡发展等民生领域，这些领域，正是那些“带后富、帮后富”的领域。
文章指出，腾讯自身也将在这些投入中受益，这不是慈善行为，不是公益活动，也不是基于短期目标的“求生行为”，而是基于长远目标的投资行为。所谓科技向善、科技普惠，作为互联网巨头，这种变化整体上是正向的。
富豪解囊 是不是”破财消灾“？
除了投资“带后富、帮后富”的领域，中国的企业家们也纷纷解囊，给慈善组织捐款。
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七名中国富豪向慈善组织捐款额，已经达到创纪录的50亿美元（67.31亿新元），比2020年全年全国慈善捐赠总额还要高出20%，这是对政府大力推动“共同富裕”进行的响应。
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8月17日的会议上，“第三次分配”这个概念，也被带入大众视野。会议提到，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据中国经济网报道，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1994年，提出“三次分配”的概念。他介绍，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可称为“第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随后于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被提及。
“第三次分配”强调个人出于自愿把可支配收入捐赠出去，这个“自愿”该如何定义？企业和富人在官方释放政策风向后赶紧捐钱，是否纯属自愿？还是捐钱“买平安”或“被慈善”？恐怕也难说请。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8月受访时表示，对于企业来说，要支持共同富裕，不仅仅是捐钱“买平安”，若是成了这样，也是一个不好的取向，好像是政府逼着去做的，政府不逼，企业就不会捐款的。
姚洋指出，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举例说，“996”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把整个社会给拉低了，让每个人都紧张。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来捐款，还不如不要搞“996”，让员工周末可以休息，给外卖骑手们都缴上社保。
身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的发言一向被视为较具官方代表性。
姚洋举例说，企业也不要再用算法和系统去算计那些骑手，他们跑得越来越快，骑手累，整个社会都累。骑手们横冲直撞，交规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这对于整个社会氛围的恶化，不是仅仅靠捐赠就能换来。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企业的社会责任
谈及企业的社会责任时，姚洋说，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大的平台企业应该从单一的利润导向转向“共生”，即把上下游企业和竞争对手都当作是一个共生的生态来维护，而不是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否则很有可能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
每日经济新闻也发表评论文章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从“股东至上”转向“社会至上”，将社会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淡化其利己的工具性，强化其利他的功能性，将资源贫乏的社会群体识别为企业利益相关者之一。
在政府方面，该文章建议，应该淡化企业慈善的功利性，淡化政府对企业慈善行为的行政干预，引导慈善捐赠成为真正利他的社会行为。
实现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分析认为，推动共同富裕或将成为中共“第二个百年”的工作中心。
但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目前还缺乏细节。单靠富人捐款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恐也难把蛋糕分好，甚至可能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如遗产税和赠与税恐也不能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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