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员创立的网站“自由之风”当地时间9月13日发布该校177名教员于9月8日签署的公开信，信中呼吁美国司法部长加兰（Merrick Garland）停止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学者们批评该计划严重偏离使命，并在损害美国科研竞争力的同时造成国内种族定性等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这封公开信目前已获140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的联名支持。
此前，美国20多个亚裔团体8月19日联名致函美国总统拜登，指“中国行动计划”使亚裔移民特别是华裔科学家遭受种族歧视、监视和不当起诉，应予暂停。而在4月9日，美国亚裔推进正义协会（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向白宫递交了一份由2万9318名直接受影响者签名的请愿书，吁美国政府停止就亚裔种族而做出的歧视性评判，并终止“中国行动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亚裔组织先前的信件，此次联署的177名斯坦福学者，仅从姓名判断，有不少并非亚裔。
为何这些学者反对“中国行动计划”？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又为何要延续这项计划？
“中国行动计划”的启动
“中国行动计划”是上一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推出的国家安全政策。白宫在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称中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与利益，指控中国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
2018年11月1日，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启动“中国行动计划”，针对包括涉嫌从事商业秘密盗窃和经济间谍活动的公司和个人展开调查并起诉、反制中国的情报活动、应对中国海外投资构成的威胁等。
据美国司法部官网介绍，“中国行动计划”要达成的目标，包括识别商业秘密盗窃案件、针对被招募从事技术转让的“非传统召集者”（实验室、大学、国防工业基地研究员等）制定执法策略、给各大院校提供教育，灌输“校园中的影响力”对学术自由与公开对话的潜在威胁等等。
美国司法部官网还列举了包括孟晚舟案件在内的一系列“中国相关案例”，至于这些案例是否是在“中国行动计划”下被发掘的则未细说。
美学者们批该计划三个缺陷
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们在公开信中承认保护知识产权及国家、经济安全相关信息的重要性，但研判“中国行动计划”已偏离使命，呼吁用“适当的回应”取代这个有缺陷的计划。
学者们认为，“中国行动计划”有三个基本缺陷。第一，该计划不成比例地针对华裔研究人员，相关调查往往不是由任何不法行为的确凿证据引发，而仅仅是因为研究人员与中国有联系。这种种族定性造成的寒蝉效应使许多华裔学者不愿赴美或留美。
第二，学者们指“中国行动计划”中不少涉及学术的案件与科研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等无关，大多数起诉是针对例如未披露外国职衔或资助的不当行为，“虽然这些问题应该解决，但不应与国家安全的担忧混淆”。
第三，学者们认为“中国行动计划”正损害着美国的科技专长以及未来的STEM劳动力。学者们说，自二战后，美国受益于优秀科学家的涌入，其中包括大量来自中国的学者。“中国行动计划”则制造了越来越“敌对的气氛”，严重阻碍了招收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努力。
公开信最后批评，“中国行动计划”中的一些案例对科研工作有“严重误解”，例如将写推荐信等常规学术活动当做与中国广泛交往的证据。学者们认为这不利于国际合作，“我们认为此类行为会损害美国的创新能力”。
据德国之音报道，公开信召集人迈克尔逊（Peter Michelson）教授说：“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审讯都只是为了吓唬人。这么做对国家利益是有损害的。”
另一名召集人，美国前能源部长、诺贝尔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朱棣文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行动计划’非但无助于保障美国在技术和科学方面的优势，反而有可能损害美国在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我们争取了半个世纪的人才流入，现在真的就不要了吗？”
美国塞顿霍尔大学法学教授陆梅吉（Margaret K. Lewis）在近期发表的、题为“罪名化中国”（Criminalizing China）的论文中认为，“中国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针对特定个人，而是“普遍威慑”。她认为，司法部极其罕见地以一个国家作为关键词来命名一个执法计划，本身就是带有偏见、违背法治精神的做法，这是将中国与华裔科学家“罪名化”的行动计划。
华盛顿的考量与典型案例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霍恩巴克（Wyn Hornbuckle）回应路透社询问时，针对上述指责称，美国政府“致力于打击（中国）政府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和损害经济活动的非法努力”。但他承认针对亚裔美国人仇恨犯罪的威胁，“我们认真对待对歧视问题的担忧”。
一个更直白的官方回应来自去年2月6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行动计划”的专题研讨会，负责该计划的其中一名官员——时任马萨诸塞州检察官莱林（Andrew Lelling）当时就说：“一些人会抱怨，（起诉）可能会对与中方的合作产生寒蝉效应。不幸的是，这种反应对于应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是必要的。”“现在这一切已经公开了。学术界知道，联邦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执法是认真的。”
去年11月12日，在该计划成功推行两周年的活动上，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巴尔（William Pelham Barr）总结“中国行动计划”取得的成绩时称：“在反制中国以美国为代价来加强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系统性行动方面，司法部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大进步。”
学者们与华盛顿的观点乍看之下对立，实际上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事实上，公开的典型案例显示，被调查后证明无辜的案例与最终判刑的案例都有。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华人教授胡安明，于2020年2月因没有在递交给田纳西大学的利益冲突申报表上披露与中国一所大学的关系而受到联邦政府起诉，被指控犯有电信欺诈罪和虚假陈述罪。美国法院于当地时间9月9日宣判他无罪。
但在另一个案例中，俄亥俄州立大学风湿病学教授和研究学者郑宋国（Song Guo Zheng）被控有意隐瞒与中国一所大学的合作关系，隐瞒从中国政府那里拿到的研究经费，“在一项复杂的阴谋中”利用美国国家卫生院（NIH）大约410万美元（550万新元）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从事风湿病和免疫学领域的研究。郑宋国去年11月认罪，并于今年5月被判37个月监刑。
如今被判刑的案例确实占少数，但并非没有。从学者们的立场出发，或许会认为这种大动干戈、“地毯式”的调查有不少缺陷。根据《外交政策》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中国行动计划”下开启的数千项调查，并未在研究者群体中挖掘出广泛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特鲁克斯（Rory Truex）说，在2019至2020年为期20个月的调查期间，正式起诉的案件发生在10所大学或研究机构，其中只有三起案件涉及间谍、知识产权盗窃或转让的证据。他说，美国大学STEM领域研究生以上的中国公民有大约10万7000人，那么司法部当前的指控数量意味着这群人的犯罪率为0.0000934，或少于万分之一。
但站在司法部的角度，那些少量有确凿证据、被判刑的案件，或许就是“中国行动计划”的成果，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广撒网”的策略无可厚非。而根据司法部网站上的介绍，防范式的行动也是计划的重要一环，即通过这些调查起到震慑性作用，避免间谍等案件的发生。
竞争与开放的关系
“中国行动计划”是在中美竞争升级的背景下推出的，但如果把持不好，这种对美国学术氛围的观感可能将扩散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而这确实会阻碍美国科研的创新、发展，从而失去竞争力。
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8月31日在2021世界5G大会全球科技合作论坛上所言：“如果说中国和美国的全面竞争不可避免，那么两国竞争的核心应该在于竞争谁比谁更加开放，而不是谁比谁更加封闭。可以相信，未来将属于那个更开放的国家。”
郑永年认为，如果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对华的“全面封杀”，那么拜登政府所做的便是“精准封杀”。“中国行动计划”就是在“全面封杀”的特朗普时期推出的。该计划未来的走向，以及人们如何评论其价值，或许离不开计划的“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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