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往往比小说更魔幻。
中国河南省最近就发生了怪事。从6月13日起，好些从外地赴河南郑州的人，一到郑州扫码填报个人信息后，健康码立马变红码，行动被限制。有的人还在家中，只不过扫了微信群中有人分享的郑州登记二维码，健康码同样变红。
这些“被精准红码”的人其实没被病毒盯上，他们的共同身份是：河南的村镇银行储户。河南前阵子发生多家村镇银行暴雷事件，出现提款难的问题，涉金额高达数百亿。这些外地储户原本准备在6月13日从各地赶到郑州了解情况。
财新网此前报道，涉及线上系统被关闭的四家河南村镇银行、两家安徽村镇银行，线上储户共约41.3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地储户。
“被红码”的精准度高得惊人。澎湃新闻报道，一位6月12日从成都飞往郑州的张女士说，他们一行三人，有两人为村镇银行储户，另一人是用丈夫名字开的账户。也正因如此，那位用丈夫名字开户的女士仍保住绿码。不过，也有人称，全家都被赋红码。
有意思的是，好些储户抱怨进入郑州后健康码突然变红，但他们一离开郑州后就变回绿。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甚至有储户称，派出所人员说，只要返程，健康码就“应该可由红变绿”。如果这样的说法属实，那显然是让人“进难出易”。
滥用健康码的范围可能还不仅局限在限制外地储户入郑州维权。据第一财经报道，郑州多个在建楼盘的业主在6月15日反映称，自己的健康码也曾在6月12日、6月13日先后被“赋红码”。
第一财经综合多位被“赋红码”业主反映的信息后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曾向有关方面反映过购房中遇到的问题，同时，他们都被有关方面询问过是否为村镇银行储户。
健康码是中国各地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加强疫情防控的一项创新举措，目的是利用信息化手段做到精准防控、科学防控。
大致上，绿码表示“未见异常”，可以正常通行；黄码表示需“进行排查、核酸检测，并进行居家医学观察或健康监测”，或需进行“居家健康监测”；红码表示要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措施。
网民：健康码不是“权力码”
由于“天降红码”的对象针对性很强，均为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网民有理由怀疑这背后藏有猫腻。莫非健康码变“良民证”了？
彭博社曾报道，5月下旬，郑州有数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要求拿回存款。莫非健康码已由防疫手段成维稳工具，用大数据限制民众行动自由，以防维权事件上演？把你的健康码变红，让你哪儿也去不了，也就把所有群聚上访扑灭于萌芽中。
新浪微博上，有人疾呼健康码不是“随心码”，更不是“权力码”；有人强烈呼吁中国国家卫健委调查此事，这是严重扰乱全国抗疫大局，必须严惩主要责任人。有人称，“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绝对是最近听到最离谱的事情，没有之一。”
幕后操盘手是谁？
“天降红码”的幕后操盘手是谁，官方至今未给出具体说法。
微博上有网民在今天傍晚发出网站截图称，河南卫健委初步确定，负责豫康码开发运维的公司，在更新外省人员入豫风险判定规则时，由于程序员违规操作，错误使用了过期的规则，导致部分外省入豫人员被错误赋予红码。绝大多数网民对于“程序员违规操作”的说法不买账，质疑是让程序员“背锅”，“太搞笑了”。
不过，上述消息后来证实为假消息。那张网站截图显示消息经网易发布，网易辟谣称，并未发布过相关内容，并指该图片为“人为伪造截图”。河南卫健委官网也没有通报相关消息，其微信和微博官方账号也没有看到。
中国财经记者社群平台深蓝财经昨天（14日）报道，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称，已接到多个来电反映未出行或者无缘由被河南省赋红码的情况。该人员还称，有没有针对储户的具体情况不了解，但经过查证是“因为大数据信息库出现了一些问题”，已将情况上报政府。
河南省卫健委则称，接到外地来豫储户被赋红码的投诉，“正调查核实”。
据财新网报道，郑州市卫生健康及疫情政策咨询热线12320的工作人员称，“赋码一般是由大数据管理局操作。”郑州大数据管理局工作人员则称，“不是我们给赋的码，具体情况疫情指挥部有解释权；有些情况是省里直接转（码）的。”
问来问去，至今仍不知是谁下的指令让储户的健康码变红码。
河南省政府官网昨天则转载了一篇《河南日报》的报道。文章介绍河南健康码系统是在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指导下，由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建设而成。
企查查APP显示，正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法定代表人为李香林，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公司股东包括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公开资料显示，河南健康码app名叫“郑好办”，其幕后“操盘手”为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企查查APP显示，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9月10日，实际控制人为郑州市财政局，总持股比例为60%，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剩下的40%。
专家：滥权构成犯罪 破坏防疫政策
综合专家学者的分析，强行给储户赋红码的行为恶劣，恐涉及滥用职权、多重违法等。
据财新网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说，这一事件虽然与银行直接相关，但赋码行为显然不可能是银行单方面能做到，如果有相关管理部门参与，已经完全构成犯罪，属于滥用职权。
赵宏说，如果政府工作人员泄漏个人建康码信息，并与银行互相勾结，将赋红码的目的与防止储户取款维权相关联，不仅是对赋码权力的无端滥用，还会极大程度伤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
他还说，如果不将“码化治理”纳入法律控制的机制，而任由其泛化和滥用，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因为在信息，技术和算法的加持下，政府权力的滥用对于个人而言将变得更不可防御，而个人自由被限缩、剥夺的可能也会无限加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也表示，有关做法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公职人员涉嫌涉及《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指出，河南健康码变红的问题本质是，河南地方政府部门将健康码用于防疫以外的其他用途。
据中新经纬报道，王德怡担忧，如果将健康码用于防疫以外的其他用途，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逃避扫码行为。王德怡认为，被赋予的健康码没有真实地反映人的行程轨迹和健康状况，破坏了国家防疫政策，而且将健康码用于社会管理、刑事犯罪等其他人身控制用途，也是对法治的挑战。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也发文指出，疫情防控措施被随意用于“社会治理”或“维稳”目的，不管是哪个部门、哪些人授意干的，都应被严肃追究责任。
文章说，一个基本的道理是：“一码归一码”，储户维权的事，应当交由相关职能部门处置，金融专业案件涉及利益大，更需详细审慎调查处理。
文章也批评用一个红码让人“老实待着，哪儿都甭去”的做法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激化矛盾，是典型的懒政塞责。想出这些主意的人挺会抖机灵，“可惜脑筋动歪了”。
显然的，把健康码搞成变色龙，在疫情防控之外控制民众的出行，这样的社会治理手法太粗糙，遭遇舆论普遍反弹不意外，不追究责任的话，等于默许纵容。
要知道疫情当下，健康码几乎成了民众另一张身份证，要出行就得靠它，数字治理从未曾如此直接地影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如果防疫工具被滥用成维稳工具，人们的隐私权和基本权益面临威胁，将导致官民互信进一步削弱，反过来对社会治理制造更大压力。
如果不消除民众疑虑，防疫工作恐怕要出乱子。试问，如此滥用大数据，谁还敢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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